南來北往
訪談
作者：曹永 王祥夫
曹永：王老師，很榮幸和您訪談，我們就隨便聊幾個話題吧。您的小說一直在關注時代發展與社會變遷，但奇怪的是，您不僅熟悉城市，對鄉村也不陌生。這是否跟您以前的生活有關，能否跟我們談談？
王祥夫：見到你真是高興，先說一下讀你的小說吧，讀你的小說真是讓人有一種快感，我是個饕餮之人，所以這樣來形容讀你的小說的感受，你的許多小說我都喜歡，讀你的小說就像是吃牛腱子肉，你的小說裏有許多牛腱子肉，恰好我偏愛腱子肉。哈，最近我寫了一個短篇，就用了你的長篇小說《無主之地》裏的一句話，這篇小說的題目就是《噗的一聲細響》這個題目好極了，編輯看了也滿心歡喜，這篇小說的靈感可以說就是來自你的小說。我的小說，寫到如今我自己也記不清寫了有多少，或者是都有哪些篇目，但不足的是，在我的小說裏恰恰就缺乏你小說裏邊的那種極為硬漢的東西，這就是我喜歡你小說的原因。我是從農村小說到城市小說，你要知道中國實際上直到現在都是一個大農村，所以中國作家大多都是從寫農村出道，這簡直就是無一例外。但中國近幾十年來發生的變化太大了，社會矛盾現在已經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作為一個作家自然也應該跟隨著轉。
曹永：現在的作家，基本都受過係統教育，並通過後天的努力，掌握相當的寫作技巧。就像武術，他們上陣都是擺好架式，按套路出招，而我是野路子，衝上去，埋頭就是一頓亂拳，樣子就有點唬人。王老師，我最喜歡您的《五張犁》，幾乎沒有故事，所寫的僅僅是一個失地農民的精神狀態，但它簡直就是兩個時代相撞的鳴響。我覺得這種小說是神來之筆，並不是坐在書房裏就能想出來的。究竟是受到什麼啟發，促使您寫出這種作品？
王祥夫：對短篇而言，我當年和評論家段崇軒有過一個訪談，他說短篇寫什麼最重要，我對他說短篇小說和中篇不一樣，不是寫什麼重要而是看你怎麼寫，短篇是一種隻能“偶遇”的奇怪東西，靠技術也不能完全靠技術，我寫短篇無數但我也說不清，我所能說清的就是一句話，短篇小說不看你寫什麼，而是要看你怎麼寫，你說的《五張犁》原發在《人民文學》上，這個短篇幾乎沒故事，我是一個喜歡給自己出
難題的人，沒做過的事，常人不做的事我偏愛做，反常的事對我相當有吸引力。我寫這篇小說時就對自己說這個小說裏邊要一點點故事都沒有，與這個小說相近的還有一篇名為《拆遷之址》的小說，裏邊也幾乎沒有一點點故事，但那是我的珍愛，感謝當年張豔茜把它發表在《延河》上，《延河》是本好刊物，我有一句話，朋友們都耳熟能詳，那就是“老婆在哪裏哪裏就是家，朋友在哪裏哪裏就是好刊物。”說到這裏我又很想念豔茜了，不知道她現在在做什麼。對《五張犁》這個短篇最好的評價出自我的朋友程紹武之口，他當年正是這篇小說的責編，他說這篇小說是“農耕時代結束的挽歌”，隻他這一句我就滿足了，紹武真是個好編輯家，他的評論也寫得好。寫《五張犁》這個小說，是我去城市邊緣的工地上去，那地方原來是一大片菜地，我們那個城市天天張開血盆大口要吃的蔬菜大多都出自那個地方，但我去的時候看到那裏已經變為工地，我看到一個歲數很大的農民，呆坐在那裏，兩手張開，那兩隻手是僵的，長年勞作的手沒有不是這樣的，我再看他的眼睛，一下子就傷心起來，那兩隻眼睛有說不清的東西在裏邊，失望也不是，憤怒也不是，期待也不是，當然更不會有哪怕是一點點歡樂在裏邊。後來他告訴我他是來看看他那片地的，他告訴我，推土機正在推的那塊三角地就是他家的菜地，這邊長多少，從那邊量又是寬多少。我看著他，心裏真是難過，直到現在，我一直都忘不了那雙手和那兩隻眼，就這些，然後就有了《五張犁》。曹永，小兄弟，我告訴你，我還要感謝我的小說《五張犁》，寫完它，我才覺得我那口氣順過來了。
曹永：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中國的作家，文學壽命多半很短暫。許多作家，盡管曾經寫出優秀的作品，但最終都走向沒落。他們後期的作品，簡直不堪卒讀。而您的作品永遠充滿活力。在我的印象裏，幾乎就沒有失敗之作，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創作水準。請問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
王祥夫：好像是，契訶夫寫過一篇《跳來跳去的女人》，而我應該是一個跳來跳去的男人。在各個領域跳來跳去，美術、音樂、收藏還有別的，我的心靈一直都不安分守己，我也不願意安分守己，一個作家或一個藝術家，他要是安分守己就完了。我的興趣真是要比一般人廣泛，我也不是那種惜命的人，高興了，看到朋友了，我就什麼都不顧了，我有點人來瘋，還有點酒來瘋，但我喜歡，我覺得這是生命力的外延，一個人，為了健康什麼也不去做，那他
活著幹什麼？隻為了長壽，多麼的不應該。你問我怎麼保持創作水準，其實我也是怕極了，每寫一個短篇或中篇都在心裏怕極了，怕寫壞，怕沒以前寫的好，但這種怕也隻是形式上的，如果怕與不怕可以說是形式上的東西的話；但一旦動起情來，我就什麼也不怕了，我是勇往直前的人，隻要恨與愛在。千萬個怕與擔心就都消失了，我愛的東西我一定要得到和珍惜，我恨的東西我一定要把它展示給人們看。當年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中篇小說《旱天雷》就是源於一個吸毒事件，那小說裏的年輕人並沒有吸，而被弄到裏邊卻真吸上了，這簡直讓我憤怒極了，憤怒對作家來說有時候是一件好事，能讓你在寫小說的時候不再怕什麼，對形式與方法過多的想法會消失，你都不會再過多的蹣跚其中。還有一個中篇是發在《長城》上的《顧長根的最後生活》，這個小說是從現實中的一個故事而來，派出所的所長嫖妓被一個退休人員看到，而這個退休人員到後來卻被當做嫖客抓了起來，你想想，這裏邊的故事，你想想，這裏邊的權利的臭味，你再想想，這裏邊司法的多麼讓人惡心，這裏邊會有多少東西。我覺得憤怒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件大好事，就怕你不會憤怒。真正可以延長一個人創作生命的東西是愛與恨，還有想像力，說到想像力，我真是很喜歡你的《捕蛇師》，關於這篇小說的很多評論我都看了，惟獨關於這篇小說超人的“想像力”這一點沒談到。一個作家是不能沒有想像力的，失去了想像力，便是創作的死期已到。我還希望有日本導演來拍你的《捕蛇師》，我讀了這個小說，認為如拍片子，惟有日本導演能夠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