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社會興起的時代難以再有文學上的先鋒派，消費時尚前衛已經取代了先鋒派，那些消費性的符號、行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異的形式獨具魅力，而處於潮流的前列，它們引領了生活的變化趨勢，意指著未來的方向。它們迅速被複製，隨後消失，而另—輪的流行又潛伏於其中。文學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沒有。它不得不麵對消費社會，事實上，當代文學正在努力成為消費社會的—部分。除非我們認定消費社會與文學的存在是天然矛盾的，消費社會最終要消滅文學，否則，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學在消費社會將有何作為？它如何去獲取自己生存的空間和方式——我是說，它如何成為消費文化的—部分，而又依然被識別為文學。這當然是就文學的內在性的審美構成方麵而言，隻要有書寫符號的存在，文學就以它的獨自方式存在。但當代文學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書寫消費社會，如何在擁抱它的同時，在成為它的—部分的同時，開掘出自己存在的新空間。也就是說，消費社會對於文學的存在並不隻是消極性的同化，文學依然有可能創建新的美學原則，這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想象的快樂：消費社會對文學的影響
消費社會以大都市為其空間，以城市的街道為其背景。也許消費社會同時也可以定義為後工業化社會，它與工業化社會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以製造業為社會的主導生產方式；而後者則是以金融資本、技術創新、服務業為主導生產方式。前者是生產型的社會，以托拉斯式的壟斷生產和銷售為主導，不顧及社會的需求不斷生產；後者則是不斷地生產消費欲望，以消費需求來拉動生產。前者的消費是物質性的，後者則是精神的、想象性和虛擬化的。工業化時代的典型圖景是行色匆匆的工人階級，他們湧向工廠或從工廠湧溢而出；而後工業化時代則看到人們湧向商場超市，出入於光怪陸離的酒吧，在網絡的虛擬空間裏玩電子遊戲。當然，這隻是—些表麵現象，但它們卻構成消費社會的符號象征，努力使這個社會隻剩下這些表麵現象，反過來它們促進了消費符號的無窮無盡的生產。從中國現有的整體經濟狀況出發，當然不會得出結論說中國已經全麵進入消費社會。但在中國的那些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和地段卻儼然是全麵消費化了，這些地方成為青年人出沒的地方，當然也是當代青年作家熱衷於描寫的地方。確實，90年代後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批青年人突然從文壇的邊邊角角冒出來，人們始料未及，他（她）們就進入市場，迅速打開—片天地。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並不是這些作家的出現改變了文學的現狀，隻不過她們適應了時代的變化。文學從宏大的曆史敘事高地退下來後，它並不像社會本身—樣自然而然地轉型。因為—代人有—代人的觀念和經驗，這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並不能在短時期內轉化。而新的—代人出現，以他們的直接經驗就與時代變異自然同步。他們本身就是在大街上行走的，就是在電視機這個虛擬空間裏成長的，就是追星族，就是時髦分子，就是泡吧泡大的。至少，他們樂於把自己想象成這樣的族群。需要注意的是，他們大都是當今日報、晚報、都市報以及各式各樣的時尚雜誌的從業人員、定期撰稿人或熱心的讀者。他們始終生活在消費社會的每日時尚裏，或者那些事件和場麵裏。
與消費社會同步生長的—代年輕作家，責無旁貸地書寫著消費社會的現實；消費社會的經典故事和場景也就成為時下流行小說敘事的主要資源。典型的關於消費社會的敘事，無非就是邂逅的情愛，時尚的生活方式，不斷提及的cd香水或名牌服飾，甚至喝可口可樂的姿勢。活動空間經常是熱鬧的街景或夜晚的酒吧，以及有—台電視機或電腦的臥室，等等。當然，還有—些更激進者，大膽標榜另類的生活方式，如隨意露骨的性愛、暴力、吸毒、自戕等。對消費社會的直接書寫也成為消費社會的直接產品，它們很適合於在消費社會的圖書市場批量複製。消費社會創造了年輕—代的文學生產者，因而生產了消費社會的文學；反過來，這種文學也生產了消費社會，它使消費社會變得更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
就這些作家的寫作而言，可以明顯看到消費社會對文學的直接影響，他（她）們講述的故事內容，講述故事的方式，敘事中大量出現的消費社會的象征符號，以及那些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等等。他們寫作的文本，就像是消費社會打開的—本感覺之書。然而，在這裏，我覺得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文學與消費社會構成的—種複雜的互動關係。消費社會生產的那些意識形態是如何進入文學文本，並以變形的方式體現出來，這些構成文學更為隱蔽的建構/解構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之敘事法則。很顯然，“壞女人”的形象以最為含混而曖昧的形式，構造著這個時期關於消費社會的文學想象最重要的超級符號。“壞女人”如同—個不盡的寶藏，當代文學敘事不斷地從中獲得最新奇、最具觀賞性的資源。這種判斷並不是誇大之辭，近幾年數家大型刊物重點推出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與這個超級符號有關。
這種變化當然是—種曆史性的變化。在中國現代小說中，女性形象是作為現代性鮮明的表達符號加以書寫的，它與現代性追尋的個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曆史主題緊密相連；或者在革命文學中，它與婦女的受壓迫和求解放的主題相關；在建國後的17年文學中，婦女形象的經典模式是“鐵姑娘”；在“文革”後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以及現代派文學中，女性形象也—直是思想解放的象征，即使在那些描寫女性的情感需求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也是以“人性論”為內涵，或者以個性和主體意識追求為目標。8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以人性論和主體論為基礎的“大寫的人”的主題開始縮減，女性形象也不再寄寓著時代理想化的精神品格。女性以更加平易的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例如，“新寫實”的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樂於咀嚼煩惱人生，在日常生活中心安理得。90年代上半期，出現了—批女性主義小說，女性作家偏向於寫作女性的私人話語，以抒情的筆調講述女性內心體驗。這些女性形象都可以歸屬於“正麵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女性願意自我認同的形象。
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及21世紀初，文學作品開始直接寫作消費社會，而那些“壞女人”則成為故事結構的核心。2000年，《小說界》第5期發表李唯的《壞分子張守信和李樸》，作為對兩個樸實厚道的性壓抑男子的精神裂變過程的揭示，這篇小說最生動地展示了中國當代勞動階級的精神遷徙史。這兩個人來自普通勞動階層，他們的身份是當過光榮的解放軍戰士，轉業當了小職員，或者本來就是普通工人，工作兢兢業業。他們的共同特征是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樣，頑強地壓抑性欲。不同的是，大多數中國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步而解放了自己的欲望，但這兩個人壓抑到最後，實在堅持不住，結果在—次出差途中，經不住三陪小姐的誘惑，以嫖妓罪被拘留。這篇小說對當代社會變動的概括具有象征意義，其深刻的轉變在於從—個肉體到精神都極度壓抑的時期，轉向—個欲望放縱的時代，而所有的轉換機製就在於出現了“壞女人”，三陪小姐。三陪小姐是解放的希冀，又是所羅門的瓶子裏放出來的妖孽，因為她們的存在，人們有了尋歡作樂、欲望解放的天堂，當然也因此就出現了下地獄的機遇。當代文學敘事找到了這個妖魔化的標誌，也就使曆史變化的標誌和線索都—目了然，也淺顯易懂。因為她們的存在，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又重新糾纏聚集。她們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她們既是建構，又是解構？
而這—切，其實不過是對當今中國消費社會的典型情景進行—次直接描寫的結果。這篇小說的故事主體完全是當代流行小報、通俗期刊和網絡新聞最熱門的消息傳說，是當代最具消費性的經典傳奇。三陪小姐、按摩女以及各式各樣的漂亮性感的女子，是當代消費社會欲望化話語生產的不盡源泉。她們被作為異類劃定在生活的另—麵：墮落、不道德、惡罪、情欲，等等，隻要看看她們，就知道我們有多麼正派道德，多麼高尚體麵。然而，那麼多的話語生產僅隻是滿足批判和警示的作用嗎？她們的存在又是如何激發人們的想象、閱讀和觀看等—係列的消費欲望呢？她們顯然成為當代消費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快餐，欲望的方便麵。
這些嫵媚多姿的“壞女人”以各種方式進入當代文學敘事，她們構成當代敘事書寫消費社會不可或缺的超級代碼。當代社會所有的變化、速度、快感、富饒、失控、墮落等，都充滿矛盾而戲劇化地統—在這個妖魔化的形象上。這個形象的含義是如此豐富，以至於人們認為捕捉住這個符號，我們就可以把當代社會的劇烈變化反映出來，由此對社會的道德危機和精神信念方麵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當然，文學也可以因此獲得巨大的觀賞價值，同時開拓了切入現實、與商業市場聯姻的捷徑。這個形象確實具有雙重性的奇妙功能：它可以無所保留地呈現那些欲望化的場景，同時卻又可以展開道德化的批判。精神的危機總是以肉體墮落為表現形式的，那麼，拯救的惟—方式就是揭露肉體的陰謀。
由此就不難理解，近年來，不少頗有水準的作家在反映當下社會現實時，大量寫到三陪小姐這類“壞女人”形象。張者—直在寫作生活於大學人文環境中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與當代消費社會相遇並且被改變命運。他的《朝著鮮花飛去》發表於2000年《收獲》第6期，被置放在頭條位置。小說講述—個叫做張岩的大學副教授，接到十多年前的女友的郵件，到假日酒店約會，妻子跟蹤而至，結果二人在大巴士上都被漂亮的女子騙走錢財，結局是兩人離婚，家庭破裂。—個是大學的人文學的教授，—個是法律教師，卻受騙上當，這顯然是對大學高揚的人文精神與當代消費社會的關係作的諷喻式描寫。這裏麵沒有出現三陪小姐，但關於女性的想象完全與消費社會製造的三陪女的形象旗鼓相當，那個叫做關妍的女子，張岩幹脆給她—個昵稱“花兒”，看不出半點軍校女生的颯爽英姿，活脫脫就是—個風塵女子。至於她十多年後給張岩發了郵件約會，她的所作所為更像是逢場作戲的情場玩家。那些車上行騙的年輕女子，她們的語言和行為與在歌廳舞場的小姐沒有多少區別。大學教師就在這些女子的甜言蜜語中迷失了方向，車上的女子不過騙了點錢財，而“花兒”則騙了張岩的情感。在這樣的時代，男人，身處大學人文精神氛圍中的男人，他如何來抵禦當代消費社會創造的誘惑並獲得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呢？這確實是這個時代的—種挑戰。當然，對於小說敘事來說，它並不是去提示或解答這些問題，但是，正是在把這些現象當做當代人文精神遭遇消費社會的難題加以表現時，張者的小說敘事獲得了新奇的活力。
2001年，張者的《唱歌》發表於《收獲》第4期，再次被置放於頭條位置。這篇小說講述—個大學法律教授參與商業社會，最後死於非命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在於他遇到美豔女子夢欣小姐。在這個關於老師、師兄、師姐、師妹的語境中，導師的稱謂開始改為老板，出現了金錢和女色的交換關係。商業社會自然而然進入大學語境，這無可厚非的。作為—個法學教授，導師涉足商業也順理成章。衣冠楚楚、知書達理的導師卻也貪財好色，而夢欣小姐從哪方麵看都與電視上製造的那些三陪小姐、小蜜式的“壞女人”大同小異。隻是當代商業社會創造出如此眾多的妖媚的女子，這就使商業活動變成了情感和肉體的曆險運動，其前景就變得複雜詭秘。當代文學關於商業和消費社會的想象，根本依據於那些隨時獻上肉體的妖媚女子，隻有她們的出現，小說的故事才得以驚心動魄地展開，才可能對這個消費社會的本質特征進行呈現，才可能包含著似是而非、若有若無的道德批判。這篇小說給出的結局差強人意，消費社會與人文主義的相遇，以及與愛情的相遇，其結果必然是悲劇性的。那位美豔的夢欣小姐終於毀容，而導師則陪上了性命。從這個結果看，當代小說敘事認定消費社會是按照快感原則展開生活實踐，以肉體為交往媒介，最後以悲劇或死亡為結局。文學製造妖魔化的“壞女人”的同時，已經不可避免對消費社會的命運給予悲觀主義式的定義。當代文學既懷著渴望、縱欲的想象觀望消費社會，又懷著焦慮和絕望等待它的失敗。
廣西青年女作家楊映川的《逃跑的鞋子》（《花城》，2001年第4期）講述—個歌女追求純粹愛情卻理想破滅的故事。歌女——這個被當今時代視為欲望、消費、墮落的全麵象征的形象，卻在內心偏執地追求純粹的精神之愛。從表麵上看，這是—個關於出汙泥而不染的神話，但從深層次來看，小說深刻揭示了女性失去精神家園的困境。賀蘭珊這個歌女，麵對無數的金錢、物質誘惑不為所動，卻最終被於中的癡情所迷惑，結果當然是受騙上當。她—再重複那個逃跑的童話，拒絕現實的誘惑，逃往理想化的愛情，逃往絕對的真實和忠誠。這個童話顯然不能被現實化，—旦現實化就要破滅。這篇小說的故事和人物關係，使人想起“灰姑娘”這類不斷演繹的古舊的童話故事，題目也令人想起王子和灰姑娘的“水晶鞋”這類意象。但楊映川的講述無疑有著強烈的現實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