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期的中國文學作品為創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創建黨和人民鬥爭的曆史而不懈努力。這個時期的文學可以說是最富有曆史感的，這種曆史敘事是在明確的曆史總體性認識的指導下展開的，曆史的本質規律已經被規定得非常清楚。革命現實主義的本質規定，就在於它具有曆史元敘事的特征。“元敘事”決定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建構的曆史具有本質的同—性，因而元敘事也是—種還原性和複製性的敘事，其本質意義的預設性決定了它總體意義的趨同性。
確實，我們回過頭看，會認為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始終存在參見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原載《人民文學》，1959年第6期，參見《梁斌研究專集》，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39—40頁，第24頁。
給“曆史化”不斷加碼的趨勢，以至於最終導致“過度曆史化”的狀況。同樣是現代性的文學，歐美的文學在其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更多地朝著個人化或私人性方向發展；而中國這種第三世界文化，卻承受著民族—國家表意的巨大期望和壓力。弗裏德裏克·傑姆遜在分析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特征時指出：我們從—開始就必須注意到—個重要的區別，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做是人類學所稱的獨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這些文化在許多顯著的地方處於同第—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生死搏鬥之中——這種文化搏鬥的本身反映了這些地區的經濟受到資本的不同階段或有時被委婉地稱為現代化的滲透。傑姆遜對比主觀、客觀、政治等等方麵的聯接關係和方式，指出第三世界文化中藝術表達方式與政治的特殊關係：“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
所謂第三世界的寓言，也就是民族—國家的寓言，它當然是曆史化敘事的主題。在現代以來的曆史發展進程中，中國文學的曆史化之內在動力在於強烈的社會變革，文學迅速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從“充分的曆史化”到“過度的曆史化”的過程中，也許不難看到中國文學越來越濃重的政治色彩。過度的曆史化必然導致概念化，根源在於文學要承載強大傑姆遜分析說，資本主義文化的決定因素之—是西方現實主義的文化和現代主義的小說，它們在公與私之間、詩學與政治之間、性欲與潛意識領域以及階級、經濟、世俗政治權力的公共世界之間產生嚴重的分裂，隻能重申這種分裂的存在和它對我們個人和集體生活的影響之力量。他說，“我們—貫具有強烈的文化確信，認為個人生存的經驗以某種方式同抽象經濟科學和政治態度不相關。因此，政治在我們的小說裏，用斯湯達的規範公式來表達，是—支‘在音樂會中打響的手槍’。”
在傑姆遜看來，文學就是這樣—種象征行為，有—種始終存在的社會潛文本（suｂtext）支配著文本的生產、投射、補償、壓抑、置換。這種潛文本也就是決定著文本曆史化的寓言結構，對於傑姆遜來說，這種寓言結構始終起著支配作用，因而他的《政治無意識》—書就是處理“永遠曆史化”這—主題。傑姆遜論述說：“曆史的這些文本，以其幻影般的集體‘行為者’、其敘事組織、其承載的巨大焦慮和利比多投資，是由當代主體的真正政治曆史的野性的思維加以實現的，這種野性的思維必然充斥於從現代主義高潮時期的文學製度直到大眾文化產品的全部文化製品之中……”傑姆遜分析說，那個潛文本並不是直接作為潛文本而呈現的，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外部現實，甚至並不是曆史手稿的傳統敘事，它本身必須總是根據事實而得到（重新）建構。中國文學過度的曆史化，在於它所麵對的強烈社會革命現實。社會變革總是在最大範圍內調動—切資源，而文化資源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國的現代性發展選擇了激進的革命方向時，它對文化資源的需要就顯得尤為迫切。因為，激進的革命是與中國傳統社會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時也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實行決裂。這種雙重決裂，使它要重新建構自身的曆史以及現實的合法性。總而言之，中國現代性的潛文本蘊含著過強的能量，這使得中國現代性的文學表達總是處在曆史化的極限狀態。
1949年以後，中國走著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現代性發展與西方分道揚鑣，直至分庭抗禮。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深受前蘇聯的影響，這使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支配達到絕對傑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68頁。化的地步。在東西方冷戰時期，麵對西方的封鎖，以及後來與蘇聯交惡，這都使中國獨特的現代性道路，需要調動更廣泛的資源，特別是思想文化資源作為動力。現實主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建構中國現代性的手段，它為中國持續的社會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曆史前提，為現實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據。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它就是政治的派生物。但是，在另—方麵，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在現代性之外，或是對現代性的悖反，它應該被看成現代性的—種形式，它是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的社會曆史條件所做出的—種選擇。這種選擇很難從已有的全球化經驗或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找到根據，因而，文學藝術提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據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也就不能理解，1949年以後，中國圍繞著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展開了—係列的思想鬥爭和運動。
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表明，現實是第—義的，現實本身蘊含著客觀真理（本質規律），作家藝術家隻有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才能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的真實。很顯然，這裏的“客觀真實”是被事先約定的，隻有符合事先約定的本質規律，才被認定為是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本質規律”。使客觀事實具有絕對的真理性，具有真理的第—性，這是強調權威絕對性的—種有效的方式。在這裏，所有的權威話語都巧妙地轉化為“客觀規律”，因此，隻要強調客觀的絕對性，也就是強調權威的絕對性。因為誰能反對“客觀事實”或“客觀真理”呢？在特殊的曆史時期，現實主義審美原則被強調到絕對的地步，它為維護客觀曆史的絕對性起到有效的作用。五六十年代的“曆史化”，主要是建構曆史敘事，為現實存在獲得合法性的曆史前提，而現實本身則是通過各種的運動、通過非虛構的新聞體的敘事來確定其本質。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名著大都是曆史小說，盡管不算久遠的曆史，但都是“此前”的故事。都是記憶、回憶、重述，它是懸置於—個特定的曆史時空的現在的起源，它是規定、隱喻現在的聖化的“曆史性的他者”。
“文革”後的中國文學發生明顯的轉折，這些轉折當然也是潛移默化地展開的。“文革”後的中國文學被描述為“現實主義”的複蘇，如果是在原有的意義上來理解現實主義，那當然是恰當的。也就是說，五六十年代的“現實主義”被認為是經典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文革”後的新時期文學延續了那種現實主義傳統。“文革”後的現實主義在揭批“四人幫”上無疑功不可沒，同時它重新書寫了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對革命的信念問題。這些對於撥亂反正的意識形態任務起到極好的輔助作用，它為人們提供了認識曆史和現實的表象體係，為時代的轉變提供了情感基矗在思想史的層麵上來說，“文革”後的文學具有重新“曆史化”的功效。它把被“文革”阻斷的曆史重新修複，通過把所有的曆史罪惡劃歸到“四人幫”頭上，曆史本身被解脫，並且被複原。曆史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
“文革”後中國新時期文學，依然在建構—個強大的曆史化敘事，並且向著現實化轉型。人性論、人道主義在文學界獲得空前的共鳴，直接針對“文革”浩劫對人性的摧殘；但在中國的現代性如果認為現實主義的本質在於反映曆史的本質規律，反映曆史真實，那麼，五六十年代的現實主義就應該受到質疑。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土地改革，關於農村合作化運動，關於反“右”，關於“文化大革命”，那些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經典的作品，都與曆史事實有較大出入。從整體上來說，隻有作為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並沒有—個“真實地反映曆史本質規律”的現實主義。
思想建構方麵，關於人的話語，關於人的權利和自由—直是缺席的，人性論又成為啟蒙思想的基矗現代中國曆經長期的革命（激進的暴力革命和各種強製性的政治運動），它在關於現代人的精神、情感建構方麵是相當欠缺的。長期以來，中國的那些在現代性意義上表達社會變革的理想的文學作品，卻在人的精神、情感的書寫方麵留下空缺。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間，大量文學作品把人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鬥爭和暴力革命被視為社會進步的動力，人的精神結構則被縮減到貧困的地步。“文革”後的中國文學則企圖在人性論的意義上，補充曆史缺失的環節。80年代上半期，報刊雜誌—直有關於“現代人”的討論，這些與文學界尋求的“大寫的人”以及“主體性”論題相呼應，可以看成是中國現代性“未竟事業”在精神結構和情感價值認同方麵的補課。
80年代上半期，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曆史綱領之下，全中國撥亂反正，團結—致向前看，現實又獲得統—性。現代化作為現代性的物質化體現，它以可感覺的表象引導社會向前發展。大量反映現實的文學作品引起了強烈反響，揭露現實矛盾，並且預示著未來無限美好的前景。典型的現代性敘事體現在把社會曆史看成—個完整的統—體，相信社會不斷進步的理念，在審美風格上充滿昂揚悲愴的格調。現代性敘事與社會實踐密切相關，文學為意識形態所製導，文學也是意識形態表達的最強有力的工具。
在什麼意義上認為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現代性敘事發生了轉變？很顯然，曆史化敘事的縮減是其顯著變化標誌。文學敘事不再有—個統—的曆史前提，也不再有—個關於現實的本質規定。現實不再是從過去聖化的曆史發展而來的必然結果，現實隻是個人理解的—種生活片斷，個人經驗的隨意表達。沒有—種合目的性的意圖支配寫作主體的精神，也沒有統—的主題貫穿於所有的敘事中。強大的意識形態背景已經衰弱，文學突然間失去了現實感，當然也失去了曆史感。80年代後期先鋒派文學出現，它既是文學持續探索的結果，也是曆史化縮減的產物。先鋒派文學回避現實，轉向了語言形式主義實驗，看上去他們講述了—些曆史故事，然而，這些年代不明的曆史故事，並不是要重現曆史，而隻是為語言形式的表達，找到—個恰當的生活資源。如果說，先鋒派小說中有—種叫做生活的東西，有—種叫做曆史和現實的東西，那就是語言形式的副產品。這並不是貶低先鋒派對曆史、現實以及生活的感受力，而是說，在先鋒派小說這裏，對生活的感受力與語言形式的結合，達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切都以獨特的語言表達和敘述方式才獲得存在的形式。隻有在蘇童的敘述中，才有那種優雅純淨而憂傷空靈的氣質；也隻有在餘華的冷峻怪戾的刻畫中，才有對生活最絕望的揭示；在格非迷幻卻明朗的敘述中，才有生活不可知的詭秘……先鋒派的出現，無疑是中國文學—個前所未有的轉折：文學可以不再依靠意識形態生存；它完全有可能以自身的藝術性來獲得存在基礎。
形式主義當然不可能是文學自我意識的—勞永逸的場所，但卻可以是文學擺脫意識形態直接支配的逃離之筏。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並沒有留戀先鋒派創造的形式主義氛圍，事實上，包括先鋒派自己，文學圈迅速回到常規寫作，回到現實主義的美學規範之中，但此時的現實主義並不是過去的現實主義。盡管人物和故事都回到小說中，也不再有任何方法論的活動，但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不再有“曆史化”的意識形態背景。90年代的文學在相當—部分人看來，評價並不高，根本的問題在於缺乏深厚的思想和人文精神關懷。如果真正就思想性而言，這種評價無疑有其合理之處；大多數人指責的參照係在於意識形態訴求。他們把80年代文學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訴求看成是深厚精神底蘊的表現，以此來看待90年代的文學，而批評其思想無力，表麵浮誇。
說到底這依然是在文學的“曆史化”與“非曆史化”的不同的語境中來評判文學的價值。相當多的人始終懷戀80年代文學製造的轟動效應，認為那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正如我們反複強調的那樣，自現代以來，中國文學就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建構的強有力的手段，通過講述民族—國家寓言，文學成為革命事業的—個有機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的初期階段，文學為革命的合法性打下情感認識基矗在80年代稱之為新時期的曆史階段，文學對曆史進行反思，宣泄了人們鬱積已久的對“文革”的憤恨，同時喚起了人們對現實的信心。這—切都是在主導意識形態框架內展開的推論實踐。眾所周知，意識形態的本質在於對現實利益和矛盾關係的掩蓋，使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有效性。80年代中國社會麵對太多的矛盾關係，依賴意識形態來維係社會的整體和諧和共同目標，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整合的情感認知的潤滑劑。
8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有所縮減，這並不是由於中國社會不需要意識形態，而在於原有的意識形態並不能有效適應新的經濟基礎。而新的意識形態尚難以生長，這使原有的意識形態體係出現分離，在主導意識形態之外，與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相適應的市民意識形態也開始嶄露頭角，市民意識形態與主導意識形態有相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另—方麵，知識分子意識形態也出現某種程度的獨立傾向。當然，這三方麵的意識形態有分離，也有相通和重疊。在這種互動關係中，主導意識形態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隻是其支配力不如80年代。這種思想意識狀況，當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期，這三方麵的意識形態顯示出趨同的傾向。但從整體上來看，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依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並且能起支配作用的意識形態，社會並未形成—個和諧的文化秩序，權威主義受到挑戰，經典化顯得困難重重。特別是消費社會在90年代後期迅速壯大，流行文化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說，90年代有什麼處於相對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話，真正能支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那種普遍性的價值取向的話，那就是消費社會引領的消費觀念和時尚趣味。
確實，就從90年代的生活實踐來看，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確實處於縮減的態勢。自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就—直在探討意識形態終結的問題，這是指冷戰時期以東西方敵對陣營展開的那種意識形態，處於衰退的趨勢。曾經獲得西方知識分子讚許的蘇聯共產主義運動，由於斯大林的鎮壓清洗運動在西方曝光，而使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質疑。西方的自由主義勢力抬頭，對左派運動大加撻伐。但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左派激進主義運動，使這種意識形態又得以活躍。但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多久，在80年代末期，柏林牆的倒塌，使相當—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信，“曆史已經終結”，按照福山的觀點，人類已經到達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觀念作為人類統治的最後形式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無可爭議的社會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