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俱樂部
追風
作者：Dawn 譯
1999年春天一個寧靜的夜晚，艾琳·查伯（Eileen Chubb）走進Isard House的辦公樓。這是英國肯特郡一家療養院，她在這裏已經工作了3年。她從高高的架子上拿起一個文件夾，把大約70頁醫院記錄拿出來，交給一位同事。他們從平時很少有人走的後門溜了出去，然後把資料拿到有複印機的房間。這台複印機功能太差，他們一會開機，一會關機，整整折騰了70次，才把資料複印完畢。兩周前查伯曾向社會福利機構舉報這家療養院虐待老弱病人，他們希望利用這些證據，把這家療養院扳倒。查伯意識到，療養院經理已在上班路上，她最多隻有10分鍾時間了。
“當時我甚至不知道所謂‘告密者’是什麼意思，我隻是在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查伯說，“當我看到他們對著病人大吼大叫，又推又搡，就不自覺地被推動著越過了這條界線。我們向管理層和社會福利機構報告了這些虐待現象，但沒人站出來阻止這一切。”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行動起來。如果對一切心知肚明卻袖手旁觀，她會覺得自己是個幫凶。
但是，後來的事情讓查伯意識到，曝光利益相關者蓄意隱瞞的秘密是多麼艱難的事情，且會給所謂“告密者”帶來怎樣的遭遇。
他們為官方帶來5億罰金
像離婚和死亡這種事情，無論以何種形式發生，都會帶來很多痛苦，“告密”也是一樣。英國是在保護舉報者方麵做得比較好的國家，甚至成了其它國家效仿的對象。但這裏的舉報者還是經常會被雇主開除，他們的舉報被監管者漠視，而司法係統的反應則讓他們倍感受挫。
因此，8月末的一天，第一次舉報過去10餘年之後，查伯來到了倫敦。她要參加英國舉報者（簡稱WBUK）會議。
WBUK是英國首個由舉報人組成、得到廣泛支持的慈善組織，網羅了來自各行各業的舉報者，包括銀行家、國防承包商、警察局偵探、醫生、護士以及護工。在過去10年來一直關注英國舉報事業的人看來，位於倫敦東北部城市大學學院一樓的AG03房間裏，全是舉報幹將。他們中有人，或拯救了生命，或製止了虐待，或幫助引入新的反賄賂法，或強迫醫院和療養院進行整飭。他們發起的行動為英國帶來了5億多美元的罰金。
這個新興組織的主席是伊安·福克斯利，一位高大、博學的前陸軍中校。他歪著身子，坐在一張鋁製椅子上。左邊是彼得·加第納，一位71歲的企業家，在倫敦經營一家有著21年曆史的旅遊公司。他們都曾經是“告密者”——分別檢舉英國國防承包商行賄沙特官員的行為——共同的經曆讓兩人走到一起，成為知己。在會議桌的拐角處坐著的，是加文·邁克法迪恩，英國調查新聞中心負責人，就是他在去年夏天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建議舉報者成立自己的組織。
除了他們，房間裏還有20多個人。跟福克斯利和加第納一樣，他們的生活因舉報而改變。他們之所以走到一起，是為了組建一個網絡，為未來的“告密者”提供建議、法律谘詢和心理關懷，並為共同的舉報事業努力。
2011年3月，WBUK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伊安·福克斯利將那次會議比作“墜機後一群劫後餘生者在現場回味自己和同伴的傷痛”，但現在這裏更像一間病房，擠滿了“醫生和病人”。至於你到底是醫生還是病人，要看你身處“告密者”哪個生命階段。
這就是真實的世界
在英國，專門保護舉報人的法律於1999年生效，並被納入該國的勞工法。它要求舉報人舉報時必須是為了公共利益，允許對舉報者進行不加限製條件的賠償。但是，不管他們的舉報多麼合理合法，事件曝光之後，舉報者往往很難在相關行業再找到工作。很多人失去了健康、住房、家庭、名譽，甚至於心理變得不正常，一些人試圖自殺。
伊安·塔普林是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前高管，目前還在為自己對銀行的舉報得到認可而努力。他是一名“病人”，處於初級階段，沉浸於案子的不公之中，不時傾著身子，氣憤地講述自己的觀點。跟他斜對角坐著的是馬丁·伍茲，他曾在美聯銀行（Wachovia）擔任調查員，發現墨西哥毒梟通過該銀行賬戶洗錢，金額高達數百萬美元。
一開始，伍茲狀態跟現在的塔普林一樣。“我想，這房間裏每個人都曾想過一了百了。”他說。他不懈地向媒體曝光，向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檢舉——後者終於罰了美聯銀行一大筆錢——最終境況有所好轉。但是，在接下來的3年中，整個金融業都將他拒之門外。這次會議舉行前，他才找到一份跟原先類似的工作。
伍茲和福克斯利、加第納、查伯及其他少數幾位一樣，屬於“醫生”。比如金姆·霍爾特，她曾在哈裏吉醫院工作，舉報了該醫院混亂的管理情況。受母親及其男友虐待而亡的嬰兒彼得·康奈利（簡稱Baby P）就是在這家醫院接受的檢查，死前兩天醫院還出具了一份檢查報告，說孩子完全健康；還有瑪格麗特·海伍德，她幫BBC曝光了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係（NHS）裏的虐待現象，結果被吊銷了護士資格；而薇薇安·雅安姆舉報了兩名警察的不道德行為，導致自己25年從警生涯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