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的確是一把“雙刃劍”，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滿足你正常需要的財富是天使，可以為你提供服務。滿足你膨脹欲望的財富是魔鬼，將要把你奴役。人們對它既有愛，又有恨，把握得好，是利己惠人的工具；把握不當，則是害己傷人的凶器。
任何商人，任何企業家，凡是參與經濟活動，隻有做事不欺心，才能保持內心的安寧和生命的純潔，這樣活著本身就是一種受益，一種愉悅。
一、零費用經營有別於空手套白狼
比之當前企業界推行的“低成本擴張”，零費用經營顯得更加超越，因為前者的擴張還需要付出低成本，而零費用經營由於不依賴貨幣資金作為經營活動的投入代價，即零成本、零費用，往往容易被誤解成是想入非非的經營遊戲，或是嘩眾取寵的時髦噱頭，或是巧取豪奪的不仁之舉，或是什麼坑蒙拐騙似的欺詐術，或者帶著貶義色彩看待它。其實零費用經營作為一種知識經濟活動，一種高超的經營藝術，雖然不見有形的資金投入流通，但無形的資產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大量的，更何況還有資源條件作為憑借，因此，它絕不是捕風捉影，畫餅充饑，賣狗皮膏藥。也許人們對零費用經營與空手套白狼等同齊觀，視為同一類貨色，其實，這是誤解之言。不可否認，這兩者之間確實有許多相同相通之處，如不用花錢去賺錢，但它們之間更有許多不同之處：空手套白狼更多的是一種不擇手段地追逐金錢的經濟行為，是一種不計後果、鋌而走險、孤注一擲式的圈套術。而零費用經營倡行的是在不使用或不直接使用貨幣資金的前提下，如何有理有利、有根有據、有章有法、無風無險地去賺錢贏利。前者是一種秘不可宣、不可告人的賭博式商業玩技，後者卻是一種合理合法、互利互惠的經商之道，一種實實在在的經營藝術。
二、經濟行為其實是社會行為
任何經濟行為無論怎樣去表現它的思維觀念或是行為方式，都是社會化的產物。一個人或一家企業的某種經濟行為是否表現，怎樣表現，表現什麼，無一不受到社會的影響和製約。人類經濟需求的滿足，不可能脫離與他們的合作、組織、交換、競爭、支配關係等社會過程或社會交往。因此，任何經濟活動也都是一種社會活動，任何經濟行為都是一種社會行為。正因為兩者之間既有區別但又密不可分，所以任何經濟活動，任何經濟行為都不能無視對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都不能違背其所遵循的共同的社會價值觀，都不能漠視共同的社會遊戲規則，都不能破壞共同的社會生活秩序，都要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管製。
三、商業道德和社會責任
金錢的確是一把雙刃劍，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滿足你正常需要的財富是天使，可以為你提供服務；滿足你膨脹欲望的財富是魔鬼，將要把你奴役。人們對它既有愛，又有恨，把握得好，是利己惠人的工具；把握不當，則是害己傷人的凶器。蒼蠅貪甜，死在蜜裏，人若貪心，喪在行裏。在這個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時代，尤其是在商海裏，由於激烈競爭使然，又由於追求利益的本能，那些爾虞我詐，巧取豪奪，明爭暗鬥，永遠不會銷聲匿跡。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忘記，道德是每個社會成員對社會利益的一種必要的顧及，是每個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規範。義利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核心內容。所謂義，是指思想行為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所謂利，主要是指利益、功利。商人要言利，否則不稱其為商人，然而一心隻為錢而置義於不顧或發不義之財者，隻能是個“鐵公雞”或“守財奴”。而大器的儒商則是義利相宜，立功立德，盡自己的能力報效社會。早在古代，聖賢先哲就提出了“財伴德，德伴仁”；“明德知恥，尚禮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唐代政治家陸贄說過“吝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清官包拯有一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孔子說過：“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幹再下賤的活兒，隻要能致富，聖人也幹，但卻不是幹缺德的事兒，因此，他又說：“不義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必信，行必果”，並用以規範人們的道德操守。經營以德，生意興隆；經營悖德，咎由自取，這已為無數經營者成敗的事實所證明。中國商人在賺錢求利的商業動機中一直堅持義利並重，要求這個“利”必須來得正當，手段必須合理，要符合“義”的規範，靠正當的手段發財，“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為此，商界就必須講求“誠”和“信”，“利從誠中出，譽從信中來”，“平則人易客，信則公道著”，“生意全憑公道導，貨真價實莫欺人”，“人生在世信為先，心口如何有兩般？買賣隻求安分利，經營休掙哄人錢”。“少市不欺客，暢市不抬價”，“一字兩頭平，戥稱不虧人”。“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刻薄不賺錢，忠厚不折本”。“守己不貪終是穩，始終公平勢必興。”這樣做了就是走正道，就是誠商正賈，就能夠取得“有道財恒足，乘時貨自騰”，“上以濟人，下以利己”的經營效果。誠實守信，公平交易，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商場中的“黃金法則”。安徽徽商的“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的儒商風度至今被傳為佳話。有位久經商海的緬甸老華僑解釋“生意”二字說：“生”者，活也——薄利多銷才能把生意搞活。“意”，立字當頭，即必須站立服務、禮貌待客；中間“曰”字即開口說話，應該見麵有迎聲，問話有答聲，出門有送聲；下麵有“心”字，即必須對顧客有誠心、關心和信用。這真是透徹地道盡了“生意”二字的內涵了。美國直銷企業玫琳凱提出“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對待別人”。並把這種正確處理“你”與“我”的利益關係當做企業的金科玉律，正因為以利我之心待人，使得玫琳凱不但贏得了市場，而且還贏得了人心，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
社會的發展已經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規範競爭，而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家必須遵循共同的遊戲規則，做到競爭的公平化、透明化。每個企業家盡管出身不同，但大都懷有農民的狡黠、市民的奸詐、商人的虛偽、知識分子的陰柔、軍人的殘酷等多重性格，而一旦參與經濟活動，就不能一時眉毛遮眼，不能為蠅頭小利而失去大義，不能在“是做金錢的主人還是做金錢的奴隸”這個原則上含糊，而要憑口碑、靠公信力吃飯。雖然前些年有些人靠鑽政策空子，打擦邊球，內外勾結，火中取栗，甚至不惜走私造假，發起橫財來的老板不在少數，倘若憑投機走運，而錯把偶然當必然，我行我素，而不加約束自己，那麼離栽跟頭、“聰明反被聰明誤”也就不遠了。“人在做事天在看”，信用是企業或商人進入市場的通行證，綜觀曆史，橫看世界，沒有哪位不講信用的人能夠長久立足，沒有哪個不講信用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也沒有哪個不講信用的國家能夠興旺發達。有句名言：“一兩重的坦誠，勝過一噸重的聰明。”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誠乃為人之本，信乃立業之基。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對誠信早有論述，古人雲：“以誠感人者，人亦誠而應。”孟子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中，“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從而整個社會具備了建立人倫信用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倡導“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倫信用結構。在孟子所強調的以“仁義”為中心的信用社會中，“義”往往成為“仁”的配套措施和製衡措施。一方麵，“義”與“仁”相輔相成，他號召人們“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另一方麵，當“仁”與“義”發生衝突時，又要從“義”的角度出發，因人因時因地製宜。孔子在論語中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史記·季布攣布列傳》中有段話：“楚人諺曰：‘得黃金百千，不如得季布一諾。’”後來人用“一諾千金”表示說話誠信可靠。唐代詩人李白有詩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形容承諾的分量比大山還重。北宋神宗時的宰相王安石有詩曰“一言為重百斤輕”，也是極言誠信的重要。坦率真誠比任何力量都強大，它能使你贏得對方的信任和尊重，這是人生走向成功的有力保障。古人指出，金錢是山上的樹木，誠信是山中的泉水。其意是說，誠信是經商之本，經商之術要靠誠信之水澆灌。視信譽為經商的生命，這是商人們廣交朋友聚財源的奧秘。有人曾經這樣評價那些成功的商人：“他們有完整的人格，願幫助他人成功。任何交易，他們都小心翼翼對待對方，崇尚公平原則，如此雙方都感到快樂，這是成功的基本要素。”的確，那些對人充滿信任，嚴守信用的商人有著眾多的市場競爭手段。他們注重商業的誠信，視信譽為經商的生命，這是優秀商人走遍世界各地都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和獲得巨大財富的生命之源。中國古代在商界就提倡“律己”，就是說要加強商人自身的道德修養，洞悉時務，潛心向學，名以清修，儉以守成，以此作為生意興旺發達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