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開設錢江義渡、開胡慶餘堂藥號、捐輸賑災、支持昭雪楊乃武小白菜案等善舉，胡雪岩還兩次東渡日本，重價購回流失在外的中國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購回七口古鍾，後來一口放於西湖嶽墳左廡，一口放在湖州鐵佛寺內，上麵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購歸”的字樣。寺廟本是人口流動之地，這些古鍾作為成功的廣告創意，使駐足觀賞的人們對胡雪岩其人、其店也都刮目相看，他的各種生意也隨之更上一層樓。
由此可見，以義取利既體現了徽商對中國傳統倫理原則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對“義”、“利”辯證關係的深刻領悟和具體把握，從而贏得了廣闊的市場和彌久不衰的聲名。
商業的利潤來自市場運營，來自顧客一方，如何趨利避害獲取利潤呢？作為經商者要有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利與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為了獲取利益必然首先向顧客“給予”，這其中包括調查顧客的需求、購買動機，從而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並通過廣告宣傳把產品信息傳遞給顧客，同時，還要加強售前、售中、售後各項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需要。在這一階段，商人進行的是一係列“利他”的行為，這是否有悖於“趨利避害”的原則呢？當然不，如果把商業在市場中的投入也看作“害”的話，那恐怕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業了。事實上，隻有經過一係列不懈的利他行為，經商才有可能實現“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經濟利益才能得以實現。
在經商運作中，“利害”關係亦起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商業內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觸及商業內部員工的直接利益。我們要正視“皆為利驅，皆以利往”的利益觀，這是經商的根本。
趨利避害的積極意義在於：經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況下應有足夠的能力化不利為有利，這是現代經營中至高的謀略之一。因為在商場競爭中有些問題是無法閃避的，這時候就需要商人能夠“智者之慮，雜於利害”，考慮問題要兼顧利、害兩個方麵，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在有利情況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況出現。而在不利情況下也要能夠看到有利，創造條件使不利轉化為有利，才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
商業的成敗往往在於利害的轉化上，運作得好，商業經營就會蒸蒸日上，運作不好，商業就會不斷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而幾千年前的管子傾其一生的實踐將趨利避害的原則完整地展現在了現代商人的麵前。
管仲的商業哲學乃至治國之道均是以“利”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縱橫捭闔，關鍵在於能夠明辨利、害，趨之以利，避之以害，則莫不富也。雖然他後來棄商為官，但他一生沒有忘記從商海中學來的這一經世韜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圖的小人，實則不然。他以利觀人，得鮑叔牙這一人生知己。後在生死存亡關頭，他權衡利弊認為大義在於振興齊國，而不單單以死效忠，毅然決定返齊為相。在任期間，以利害之變整治齊國內政外交，使齊由弱變強。在春秋天子權威日見萎鈍之機，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贏得天下大利，終使齊九合諸侯。齊國的輝煌正是管仲商業謀略貫之於政治的最經典的範例。
管子之事為經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之處，如不可圖小利而致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贏取更多利益。利害的變化是瞬息萬變的，商業是一個能動的主體，它應當能夠應對時變，在關鍵時刻創造條件規避風險，獲取利潤。
6.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
曆史上的中國商人曾經以精明、善計算而著稱於世，其經營水平規模一度領先於世界。但是，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大商業”的發展，傳統的商業知識、經營技能、重仕輕商的觀念等，又以強大的惰性，束縛了東方商人的手腳。
當然，東方人中也有不少特殊者。
有一個日本人因為擁有“利市天下者，方能利己”的思想而經商成功，他的名字就叫——吉田忠雄。
吉田忠雄被人稱作“拉鏈大王”，他是日本吉田工業株式會社的總裁。1908年，吉田出生在日本富山縣黑部市，少時貧窮，做過多種微賤工作。到而立之年，才與人合辦“三S”公司，是一個專營拉鏈的公司。
吉田雖然沒讀過多少書，卻很有一套經營思想。據他歸納，這是一種被稱為“善的循環”的經營思想。吉田認為，做生意，賺錢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你不為他人著想，自身也就不可能受益。吉田實踐了他的這種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