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鹹豐年間，“恒豐泰”布號掌櫃李永岐購大量棉布，欲過黃河，值淫雨霏霏，汛期將至，客商雲集於黃河之濱，船不敢渡。李永岐想，誰最先過河，誰就能壟斷黃河以北的生意。打定主意之後，他想了一個計策，拿出大錠白銀拋入黃河，說已祭過河神，河神會保佑我們安全渡過黃河，又拿巨資贈與船公。李永岐的瀟灑氣度打動了船公，他們冒死擺渡送李永岐及夥計、布匹過河。其他客商眼睜睜隔河遙望李掌櫃及夥計押著布匹揚長而去。
“恒豐泰”這次的獨家生意賺了10萬兩白銀。
陝西商幫為了貿易，經常深入到甘肅、青海、新疆以及四川、內蒙古等地，這些邊遠山區人煙稀少，交通不便，而且山匪出沒，經商的人時常處於危險之中。就是這樣，仍然有許多陝西商人到這些地方去做生意。
他們到川藏一帶搞茶葉貿易也反映了他們勇敢冒險的特點，李亦人《西康綜芏酚》論述陝西商人促成川藏貿易興盛原因時，認為“川人不善經營，尤畏遠道，故不能與陝人競爭”，“陝人之富於涉遠性經營商業，不辭艱辛，亦所罕及者”。
川藏邊茶貿易，遠遠不是辛苦所能概括的。川藏邊茶貿易最危險的一段是雅康路線，雅安距離康定近300公裏，步行需15天，要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丞相嶺和3600米的飛越嶺，兩座嶺山勢陡峭，山上空氣稀薄，霧迷霜寒，冰山阻塞，道險路滑，空手行走已是非常艱難，陝西商幫卻要背一百多斤茶葉趕路。文人高濟昌在他的著作《邊茶史話》中記敘道：“每年都有倒臥的，跌下崖的，掉進雪窩裏去的，甚至被冷風吹死了的。”在這條路上不知湮沒了多少陝西商幫的屍骨。如果沒有忘死輕生氣魄，勇敢無畏的精神，陝西商人是不能在川、藏叢林草莽間走上幾百年的。
其他地方艱險雖不及川藏路線凶險，但也要有勇敢無畏的氣魄。明代華州文人李天受（錸紫堂集》曾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
陝西商人周承姬不顧客死他鄉的危險，以年邁之軀去湖北老河口經商，不久歿於異地。幾年後，周承姬之子循著父親經商的足跡找到老河口，經一位老人的指點，在一條小河邊找到父親的一丘孤墳。祭奠完父親之後，他又找到父親在當地留下的一家小店，小店已殘破不全，周承姬之子又請人修繕一番，繼承父親遺誌在當地繼續經商。
明清時的晉商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是他們的自我寫照。他們的成功，也緣於他們不畏艱險、敢於冒風險的精神。他們拉著駱駝，千裏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裏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如晉商在清代開辟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清代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也是晉商活躍之地，並進而“遠賈安息”（今伊朗）。晉商從明代已在日本貿易，清代乾隆時山西商人範氏是赴日貿易的最大洋銅商，清末晉商又在韓國、日本開辦了銀行。這些事業的成功，沒有非常的氣魄與膽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經商猶如打仗，險象環生是常事。他們不僅要經曆天氣環境之險，而且還常常遇到被盜賊搶掠及至喪失生命之險。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經商，膽識異常，清嘉慶時茶行初興，北人赴南省辦茶，舟揖風波視為畏途，秦必忠坦然無疑，屢年經返，均獲厚利。晉商到包頭經商，殺虎口是必經之路。有民謠稱：“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但是旅蒙晉商並不因此退縮，而是人越去越多，勢如潮湧。為了適應社會不安定的現狀，還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練就武功。明代嘉靖時，為防日本海盜入侵，山陝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500人曾組成商兵守城。蘇州是晉商活躍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見，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於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和陝西、山西商人一樣，寧波商人也非常善於在風險中取利。與其他的商幫相比，寧波商幫更具有冒險意識。
首先，寧波人沒有北方人那麼多的家園意識，“航海梯山，視若戶庭”。寧波人是以四海為家的，寧波人恥於安守家業，他們寧願背井離鄉，到外麵的世界拚搏創業，也不願守著狹小舒適的家園而碌碌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