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地下電影的胡安（中國有個女導演好像也叫胡安，他們不是同一個人，我說的這個胡安是個男的），那時還沒有在寬寬的生活軌跡中出現，女導演寬寬自由自在地活著，拍她的魔鬼MTV，約朋友出來喝點小酒吃點烤肉，生活過得悠哉悠哉。我與詩人A生活在兩個城市，彼此沒有見過麵。那是1996年，離我們見麵的時間還差幾個月（我們到年底就要相遇），那一年，《1999年人類大劫難》那本書正在這座城市裏悄悄流行，流行的速度之快有點像某種類型的流行性感冒。像風一樣在空氣中傳播著，風刮到哪兒，就把某種不祥的情緒帶到哪兒。這樣一本隻有175頁的薄薄的小書，帶給人們的恐慌是預先所有人都沒想到的。
那本灰藍色封皮的書自從在我的信箱裏出現，便像影子似的粘上了我，我走到哪兒，它就要跟我到哪兒，它有時出現在我辦公室的抽屜裏（那時我還在一個保密單位裏任職，單位門口貼有“軍事重地，不得入內”字樣），有時又從我鬆軟的枕頭底下冒出來。我所有的寫作素材本都變成了與那本書顏色相近的灰藍色，這種變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它們堆在我的書桌上，堆在我打印好的一摞摞的小說稿旁邊，一張張表情肅穆的麵孔上端正地寫著我名字，有的還貼有標著日期的白紙條，上麵寫著“一九××至一九××雪凝小說”字樣。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與“劫難”有關的蛛絲馬跡。有人在大樹底下的陰涼處發現了一個罕見的螞蟻洞，就蹲在地下一蹲就是幾小時，那人麵露驚恐之色，眼鏡幾乎要滑落鼻子尖底下，他也顧不上扶一下，他似乎被什麼東西深深吸引住了，忘記了現實的存在。吃晚飯的時候，有人在飯堂打飯窗口前遇見他，發現他的飯盒裏爬滿大小不等的紅頭螞蟻。
老甘從窗口裏接過兩個饅頭若無其事地丟進飯盒，他找個地方坐下來，大口大口吃起來。
很多人遠遠地看著他，想說什麼，卻又止住了。
單位裏都傳說老甘的老婆，去了日本不到一年就提出要跟老甘離婚，離婚兩個字，如同從晴空中掉下來的兩把短刀子，把老甘心給嚇傻了。
她出去的時候還好好的——
她上個月還打電話來——
老甘一個人站在操場上說著沒頭沒腦的話，沒有人接他的話茬，他像說給自己聽的，但他說的聲音很大，從旁邊草地上經過的人全都聽到了。老甘就像一塊陰影，一個不祥的移動物體。他一走到哪兒，哪兒的空氣似乎都變得暗淡一些。空氣中浮動著渾濁的若有若無的微小顆粒，老甘就帶著他的一身晦氣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眼球變得越來越渾濁，頭頂的頭發像荒蕪的草那樣越變越稀少，大家都說：“你看老甘怪可憐的，老婆遠走高飛，把他的魂兒都帶走了。”
那陣子正是“末日說”流傳最盛的一階段，很多人都從不同渠道得到了《1999年人類大劫難》這本印製粗糙按現在的話說可能是盜版的書。沒有得到的人都跟丟了魂兒似的，坐立不安地在院子裏打轉，有的人騎上自行車上了海澱圖書城，他們想，別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況且這是性命攸關的一件大事，1999年人類將麵臨毀滅性的災難，如果這場災難不可避免真的要來，那麼從現在開始的三年時間就什麼也不幹了，躺在床上睡大覺，什麼也不用創造（創造了不也白創造）。喜歡爭權奪利往上爬的人，忽然之間也灰了心，心想著往上爬又怎樣，拍馬屁又怎樣，到時候還不是死路一條。蘑菇雲在某一個早晨騰空而起，橘紅色的火焰像一條巨大的舌頭舔著窗簾外的玻璃，塑鋼門窗在瞬間變化變軟，如糖果般黏膩，人們驚恐萬狀地躺在床上，可能還光著身子，大難當頭，已經顧不上什麼體麵，要逃肯定已經來不及了，惟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死得舒服點。有人尋找戀人的臉，有人抱緊自己的首飾盒，有人把存折藏進據說是防水的口袋裏，有人瘋狂地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