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心惶惶的1996年，我們都被那本隻有175頁的魔書牽著鼻子走了。人們對生活的絕望情緒被充分地激發出來，無論做什麼事都在想，還有什麼意義呢？老甘是我認識的人裏惟一沒有那本書的人，可是在1996年的夏天，老甘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像一個行走在危險邊緣的人，如果說我們距“末日”還有大約三年的時間，那麼老甘距“末日”的時間就隻剩下三個月了。
那年夏天，老甘穿著一件百孔千瘡的破背心，在院子裏幽靈似的走來走去。他有時蹲在大楊樹下觀察螞蟻洞，一蹲就是幾小時，許多人不理解他這種舉動的具體含義（也許根本沒什麼含義，他隻是無聊）。人們在私下裏議論紛紛，說老甘也許是受刺激了，有點神經錯亂，但也有的人說，單位裏最清醒的人隻有一個，那就是老甘。他看螞蟻搬家，是在觀察自然界最微妙的變化，他沒有瘋，他是最清醒的。
恐慌感像流行性感冒那樣，在我的同事們中間流行開來，上班的時候，有人在桌上豎起一隻倒立的啤酒瓶，有人開始屯積水和糧食，有人清晨四點就下樓跑步，有人煩躁不安地在樓頂的露台上走來走去，有人終日沉著臉，不說一句話。謠言像從地縫裏冒出來的小蛇，在恐慌的人群中間鑽來鑽去，其中有一種謠言是說：老甘在近日準備遠赴日本，把背叛他的老婆找回來。
由於職業的特殊性，老甘是不可能出國的，所以這個傳說一聽就是一個謠言。老甘那陣子除了上班就是穿個破背心在院子裏滿世界轉悠。幾個螞蟻洞都被他挖開了，並且注上水，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幹什麼。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了，人與人之間就算每天見麵，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和我的女同事們熱衷於購買一種據說能避邪的紅鞋。
我們每人買了一雙，放在機房入口處的黃鞋櫃裏。那排黃鞋櫃上貼著我們的名字，一格一格排列整齊的人名，看上去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我看到我的名字“雪凝”兩個字，被人用一種扁扁的字體寫在上麵，我對那種字體有種說不出的厭惡。抽屜裏裝著我避邪用的紅鞋，拉開以後就會看見兩隻血紅的小鞋。
主任無意間發現了這件事。
主任態度堅決地說，上機房女同誌一律不許穿紅鞋，並把這當成一條紀律用硬筆書法書寫成條文貼在機房牆上。計算機房是我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我們的拖鞋有規律地碼放在抽屜裏，我們每天都要打開那些抽屜拿鞋子。有一天早上，我們驚奇地發現，我們每個人的抽屜裏的紅鞋都變成了一張白紙，我們辛辛苦苦跑遍大半個城市買來的能避邪的鞋子就這樣不翼而飛了。
後來公家給我們買來一種白鞋，那顏色被日光燈一照慘白得厲害，我的同事章雪稱之為“死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