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並不知道他女兒伊豆的存在，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窗簾緊閉的下午，我通常是在寫小說，我在生伊豆前一天晚上寫了個通宵，在生完女兒之後第四天就又開始寫作了。我一直延續著上午睡覺下午寫作的生活方式，寫作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像呼吸，像做愛，他不停地要，我不停地給，我們在半明半暗的房間裏連續幾小時地做著同一件事，身體燃燒成噗啦啦的火苗，我聽到我們同時飛翔的聲音，我們通常是上午走進房間，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纏綿重疊著纏綿，呻吟重疊著呻吟，柔軟的呻吟聲像絲綢一樣在清涼的房間裏四處彌漫，蹂躪混合著親熱，粗暴混合著細膩，有節奏的壓力，如詩歌一般美妙，瘋狂無節製的纏綿，使我們既亢奮又疲倦，呼吸裏都有了血腥的味道，但我們還是無法使我們自己停下來，我們就像兩個踏上拉丁節奏的舞者，無法控製我們的身體，我們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瘋狂舞蹈下去，不停止，不停止，不停止，一直到死。
在2000年夏天的某個炎熱下午，A突然打來電話，問我幹什麼呢，我說在寫作，他說他想我，又想來北京了。那天我女兒伊豆恰好在電話機旁邊，呀呀學語的她還不會說話，但已經很多嘴了。
——這是誰的聲音？A忽然敏感地問。
——沒誰，是收音機。
他們父女倆就這樣擦肩而過。
我想總有一天我會把我女兒培養成中國最優秀的詩人，像她父親一樣優秀，但不要成為她父親的對立派才好。
A的對立派別總是把先鋒詩人A形容成一個惡魔。在我懷孕那九個月的時間裏，A所在的“民間寫作”這一派與“知識分子寫作”那撥人在大報小報上展開筆戰，相互罵得唾沫星四濺，A被人形容成一個壞人，一個黑社會頭子，一個十惡不赦的男人。而在我眼裏，他是中國最好的詩人。
我在川端康成《雪國·千鶴·古都》這本書的創作年表上，多次讀到伊豆這個地名，這就是我女兒名字的來曆。當我確定自己已懷孕，這個名字在一分鍾之內就從我腦海裏蹦出來。
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中有這樣一段相當打動我：
清秋時節，主人公孤零零一人去伊豆半島旅行，和一個貧窮低微、受人輕蔑的小舞女邂逅，萌發一縷憐愛之情。小舞女敞開她純真的心扉，示以一種清純而深切的愛。
在北影廠的那座過街天橋下，詩人A終於出現了。他遲到了，雖然僅僅是十分鍾，但已有許多的人、許多的車從我眼前掠過。相聚是那麼不容易，一切都在拖延著相見的時間，那天的陽光很刺眼，上午十點，北京春天的陽光金燦燦的（是真正金子的顏色，而沒有辦法用別的詞彙來形容）。我看見A的胡子像雜草一樣茂密而頑強地生長著，麵有黑氣，我從來也沒見他這麼不修邊幅過，問他怎麼不刮胡子，他伸手摸摸下巴，說：
“哪還顧得上呀。”
當時我並不知道盤峰那個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讓我先陪他去一趟民航機票預訂處。他的機票有些麻煩，我們到預訂處一問，那兒的人說讓我們上機場跑一趟才能解決。A站在玻璃櫃台邊向他們呈示自己的各種證件，身份證、工作證等，他看起來像個動作笨拙、無法管理好自己的人。他問了我一些問題，我沒回答，就隻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