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李鴻穀
戊戌政變，百日維新流產，是一個曆史事件，它不是隻關乎背叛與否的戲劇。
逃亡，梁啟超
逃亡，總是驚險並且傳奇。戊戌政變後第四天，八月初十（公曆1898年9月25日）。
下官（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與另外兩名日本人伴同梁啟超，四人均換上獵裝，於晚上9時左右從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國船出發。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馬號”隨後跟蹤而來。是夜淩晨2時終於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馬號”上乘坐著清國的警部、持槍的士兵和其他20多名中國人。他們聲稱下官之船中潛藏著清國罪犯康有為。下官再三辯解，拒絕搜查，但他們置之不理，強施暴力，用繩索將下官之船纏上，強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約逆行兩町餘（一町約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為，雙方展開辯論，又經過兩個多小時，終於達成協議。清國警部及持槍士兵，以警護為由，轉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決。而“快馬號”則向天津報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駛而去。翌日清晨7時，下官之船快到塘沽從帝國軍艦“大島號”旁邊經過時，下官便揮舞帽子，求其出迎。軍艦上的人遂將艦載快艇放下，準備迎接我們。清國警部與士兵見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時下官要求警部即按雙方在新河附近的協議來展開充分的討論，但警部回答稱：已無談判之必要。隨即匆匆登上另一條船，倉皇離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轉乘到大島艦的快艇上，與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島艦上稍事休息。我們將梁啟超留置在艦上，便和另外兩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車站。此時，可能是得到了“快馬號”急報的緣故，直隸總督榮祿為捕獲要犯，特派武毅軍提督聶士成、親兵總教習王得勝、天津縣知縣呂宗祥等三人率持槍士兵三十餘名，於上午9時半即來到車站。豈料彼聽到的是康有為已逃上大島艦的消息，聶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執意主張去大島艦上將要犯抓回。但王、呂二人則忠告聶士成不可如此，於是打消了抓人的念頭。本官於下午3時與聶、王、呂同乘火車返回天津，回到領事館後，立即另寫函，照會海關道詰問為何清國官吏對日本領事采取此種無禮的舉動，並要求對此事做出相當的處理，但海關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複。其後，清國搜捕犯人，日益嚴密，目前將梁啟超轉移到商船，極為危險，所以仍然將其留置在艦上。第二天，直隸總督更派招商局總辦，會同新建陸軍參謀長來到大島艦，要求引渡要犯，艦長回答說艦內沒有其欲捕犯人。他們離艦而去。
（錄自鄭永昌致日本外務次官鳩山和夫密信）
顯然，清朝官吏以為登上日本軍艦的中國人是“國家通緝犯”康有為。在追緝與兩次交涉未果之後，經過分析，當時袁世凱發給總理衙門的電報裏認為：“該華人年約三十以內，似非康犯，或為康黨。”稍後，袁世凱終於確認登上日艦的可能是梁啟超，“再三偵訪，有謂並非康犯，疑係梁啟超，已剃發改裝，無從辨認”。
已在日艦藏匿的梁啟超，於是基本上安全了。誰有權並決定救他的呢？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早朝，慈禧太後與光緒帝共同見軍機，宣布慈禧再度“訓政”。史稱“戊戌政變”，即以此日為時間節點。
這天下午2點左右，梁啟超進入日本公使館。“他的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不能不看出事態之非常。”當時的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在其回憶錄《我的七十年》裏描述，“梁直截地說，請給我紙。他馬上寫出下麵的文句：‘仆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願有兩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誌士，都被逮捕。其首領是康有為，想也快要被捕殺頭！皇帝不用說已被幽閉。西太後一派為袁世凱和軍機大臣榮祿。如果我也被捕，最遲三天內也將被殺。我的生命早就準備獻給祖國，毫無可惜。請解皇帝之幽閉，使玉體安全，並救康有為氏。所說奉托之事，隻此二端。’”
林權助允諾了這兩件事。林權助又說：“你為什麼要去死呢？好好想想，如果心意改變，什麼時候都好到我的地方來。我救你啊！”但是，梁啟超還是離開了。
這天晚上，離開了的梁啟超又回來了。“公使館門口騷鬧著。我正奇怪的一刹那，梁啟超飛快地跑了進來！”事情已無回轉，林權助必須做出決定：救還是不救梁啟梁。
作為日本的代理公使，在那個時代，林權助當然有能力救助梁啟超，隻是他有沒有這個權力？是疑問。當時，在日本公使館，還有一位日本人，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梁啟超下午來訪後，林權助即向伊藤報告了此事此人，但卻沒有明說自己“救助”的許諾；梁啟超晚上又回來了，問題不再可能延宕。林權助據實以告，伊藤很直接：“這是做了好事。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
伊藤博文一言而定，梁啟超剪掉辮子，在公使館住宿一夜後，由日本領事鄭永昌陪同乘火車去到天津，再後登上大島艦。
伊藤博文訪華
曆史的意外，往往超過想象。在戊戌政變發生的前一天，即八月初五中午，光緒皇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見了伊藤博文。伊藤訪華，尤其是這次接見，在當時清廷的“政治生活”裏是一件極其重大的事件。隻是未料，兩天之間，清朝政局反轉傾覆。前一天還“親切”接見外賓的光緒，此刻已失權柄。
為什麼伊藤博文會恰逢其時在這個曆史現場？這一決定於伊藤而言，並無特別深意，當時駐日的清朝公使裕庚電報總理衙門稱：“此次係無聊，回同退者來家擾，藉少避。又查看中華情形，有無機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舉動。”而伊藤派人向中國公使說明他隻是“自行遊曆”，隻想與“王爺”“中堂（大學士）”進行非官方性質談話，唯一的要求，“來京時求派員到車棧照料為叩”。
伊藤博文來訪，對當年“公車上書”的主導者康有為，尤其是一個重大機會，似乎一切也盡在掌握之中。在康有為等的鼓動下，光緒不僅同意接見伊藤，並將覲見地點定為西苑勤政殿。在清朝曆史上，勤政殿的大門，這是第二次為外國人開放；上次則是接見德國亨利親王。這是清一朝規格最高的接待。
這個機會，看上去將會很精彩。
伊藤博文將來中國訪問的消息傳來，頗為激蕩中國官員的想象力：可否將他留下作為客卿主持清朝改革？另一位與伊藤博文同列“客卿”人選的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有意思的是，李提摩太跟伊藤博文住在同一個旅館，而且李提摩太跟伊藤的秘書主任津田先生“有過長時間的談話”。兩位外國人，都在等待光緒皇帝的一個決定。
政治遊戲，除了超常的想象力，還要用傾力一搏的勇氣。這個機會，果真隻是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的嗎？其實，無論從哪個方麵看，他們都是被動的。準確地看，這是康有為及其維新黨獲得改革主導權的一個副產品而已。稍前，七月底，康有為及其同黨再次上奏請開“懋勤殿”——主導改革的政治機構。誰能進入這一政治團隊，鼓吹者當然希望的是康有為等維新派。伊藤博文的來訪，在“懋勤殿”的操作裏，有了極其精妙的政治運作空間。若有諸如伊藤這樣國際著名的“客卿”進入“懋勤殿”這一政治機構，那麼，從理論上講，慈禧操縱光緒，這一有違國際政治通行規則的中國式政治模式，繼續下去將十分困難，甚至就此中止。而“懋勤殿”裏的中國改革家，諸如康有為等人，亦將因此獲授大權。用“客卿”而獲實權，這是這場政治遊戲裏最精彩的想象所在。
八月初五，光緒接見了伊藤博文。深入研究這一過程的曆史學家茅海建分析：如果說光緒帝接見沒有國書且非政府官員的伊藤博文，在當時已屬異常事件；那麼，光緒帝在接見中的言論，更屬異常——光緒甚至提出通過總理衙門與伊藤建立一種政治谘詢關係。而之前，清朝皇帝接見外賓，所有問答都是事先擬稿，客套與禮貌而已，從不涉及政治性議題。（《戊戌變法史實考》）
隻是，這種進步對當時渴望利用這一機會——挾“客卿”而扼慈禧的維新黨人而言，近乎失敗。光緒沒有提懋勤殿，更沒有對聘用顧問作任何表示。而且，更大的失敗接踵而來。
所有的政治遊戲都是有對手的。光緒以及維新黨人的失敗，甚至非常簡單，在接見伊藤博文的前一天，慈禧從頤和園回到宮裏，她見了光緒……逃亡，在接見完伊藤博文之後的第二天，就成了梁啟超的命運。
那麼，康有為呢？這個時候，他在哪裏？
康有為上場
即使100多年後，康有為予中國人一般標簽式的印象仍是：公車上書。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領導1000多名“公車”（進京應試舉人），上書反對李鴻章談判並簽署《馬關條約》，由此名動一時，並影響至今。將此視為康有為“出世”之舉，並無不妥。
那一時刻的曆史現場究竟如何？曆史學家茅海建發現：這一時期，眾多公車上書，多以通過同鄉、親屬、舊友等關係而集會具稿、聯名上書；像康有為這樣聯絡各省公車聯名的，隻此一例，但恰恰這次“公車上書”沒有遞呈朝廷。稍後，康有為將其這一長達一萬多字的上書在上海刊行，所題名舉人隻有602名，並非康有為宣稱並被曆史教科書所記載的1200多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更有趣味的是，另一位曆史研究者薑鳴甚至翻出了當年《申報》的《公車上書記》一書的銷售廣告，初版，“每部實洋兩角”；兩個月之後減價，“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
據說康有為《公車上書記》刊行後，使他的名氣一振，於是，康有為決定在上海再次刊行他的上書稿《南海先生四上書記》。很偶然，康有為因應了現代傳播介質的中國興起——書籍、報紙成為新型政治工具。之後，梁啟超更熟練地運用起這一工具，“文人論政”的中國報紙傳統，肇始於此。這也是在眾多公車上書中，唯獨這份沒有送達朝廷，而出版發行的康氏上書之所以暴得大名的緣由。刊行《公車上書記》的成功，當然需要複製，考試完畢，留在北京的康有為創辦免費贈送的《萬國公報》，係統傳播他的政治思想，同時又有別種收獲。一般而言，每科狀元才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為人所知的捷徑，但康有為顛覆了這一規則，《萬國公報》讓他在官場知曉度上，迅速高開高走。
後世讀史，若無通觀，而論見識，談何容易。如果單論康有為戊戌年間的行為邏輯，乖張之處，比比皆是，難以理解。但將康有為性格置之那個巨變的時代，他有意無意間與時代潮流的接軌，才是理解他的行為邏輯的關鍵。
“公車上書”那年，康有為因上書而速得大名之外，科舉考試成績也不錯，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算得上雙喜臨門。但是，康有為不滿意，他認為他應當得狀元，認真的後世研究者並不輕信。在《派係分合與晚清政治》裏，曆史學家林文仁綜合當年史料分析：“但幾乎就在彼對李（文田）、許（應騤）大擺姿態的同時，也積極想走翁同龢的門路，被拒。由德宗親政在即，權力結構行將調整之現實以觀，與其雲康氏有原則，不如說彼甚懂政治行情。”
康有為未必隻是走傳媒一途的中國政治家，從廣為人知，到真正獲得權力，其道路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遠著呢。在真正的政治運行上，康有為同樣出人意外，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裏概括說：“在運動方法上，康是從上層社會著手。他知道在中國的政治組織上，君主專製主義已經發達到了極點，一切權都在皇帝手裏。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隨你如何完美的主義，如何高強的本領，終歸無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覺做了你的傀儡，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書不達，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於七次，總要使皇帝賞識了他的議論，信服了他的主張，然後罷手。”康有為之所以有別他人，除了他有完整的一套改革思路之外，他的戲劇性仍是他人難及，以明亡之君崇禎比喻，如不改革，“求布衣而不可得”，這真有些大逆的意味了。但光緒卻對軍機大臣說：“康某何不顧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他理解這是因為康有為忠君，才有如此直言。公允而論，康有為改革之心實屬可貴，而且難得，清朝此際也處在由自強而變法進入“改革深水區”，需有強力推進。隻是，政治的結果，往往以成敗而論。
康有為所主導的“公車上書”，於他而言，並沒有拿到上海刊行完事，他之後又以之為底稿將其重新改寫。茅海建研究分析：“該上書刪減了‘公車上書’中拒和、遷都、再戰的內容，也調整了其中改革的內容。其建策分三部分：其一為富國之法六項；其二為養民之法四項；其三為社會改革。”以“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呈”為名的這次上書，在康有為自編的上書輯裏稱為“上清帝第三書”，這是相對完整的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彙集。這份上書送達光緒，頗得讚賞，諭旨下發各省大吏討論。剛中進士的康有為，終於脫穎而出。
康有為，戊戌年的主角，這個極具傳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真正上場了。
權力的現實
從上層著手，以上書專攻皇帝，自是伸張思想與主張的捷徑。隻是，康有為的時代，權力結構特殊，傳統“皆決於上”的單極結構，此時卻是二元——慈禧與光緒共治。
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權力安排，是理解那個時代的核心結構。
光緒二十年（1894年）起，慈禧常住頤和園，而光緒則基本住在宮中。此刻，光緒皇帝固然“獨立”，可以親政，隻是在君臣關係之下，還有“母子”關係，這個很有機巧。從《清代起居注冊》裏搜索並計算出這些時間安排，茅海建得出的光緒與慈禧權力關係結構之一：事先請示製度——光緒無論是請安、侍早膳與晚膳，還是侍看戲，都是“孝道”之下柔性的政治活動與控製方式。
以這種柔性的事先請示製度對應，相對剛性的則是“事後報告製度”——在政變之前，光緒單獨出席“早朝”，有單獨的朱批權、口諭權，並對諭旨的形成有相當大的處置權。但在事後，準確說來，就是在第二天，必須要向慈禧太後報告。這種結構關係，意味著，“光緒帝有處理權，慈禧太後有監督權”。茅海建概括而論：“光緒帝猶如在玻璃房子裏辦公，慈禧雖在遠處，仍可以大體看個清楚。但是，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會有一些暗角。”顯然，這些暗角尤其是其間的運作，是再準確不過的觀察二元權力關係後來崩破的關鍵。
傳統中國政治中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權，早在光緒十四年就做出規定，很明確，人事任免尤其是重要官員，其最終決定權在慈禧。
戊戌變法，其關鍵當然是“百日維新”——四月二十三日，光緒根據慈禧的旨意，下達了明定國是的諭旨。在慈禧的同意下，維新運動啟動。而楊深秀與徐致靖的上奏，卻是康有為代筆，所以說康有為開啟了維新運動，並不錯。
維新運動的展開，第一步驟是人事調整，翁同龢被罷，榮祿補大學士，剛毅升協辦大學士，崇禮接刑部尚書——按一般觀察，這都是太後的人馬。人事上卡位，這是慈禧權力運作的核心。不唯如此，在下達明定國是諭旨後，再有諭旨強調：“嗣後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皇太後賞項，及補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著具折後恭詣皇太後前謝恩。各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著一體具折奏謝。”人事控製，這是慈禧的權力紅線，不可觸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