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出版業的競爭與高額稿酬的出現，吸引了許多人投身於新聞寫作的行列，由此便造就了一支日益龐大的以文為業、以筆致富的自由撰稿人隊伍。
最早進入自由撰稿人隊伍的是許多新聞寫作的愛好者。他們一般在基層單位工作，平常就喜歡舞文弄墨；還有許多人是單位辦公室幹部，向報刊投稿本來就是他們的一項工作。在向報刊投稿過程中，他們逐漸發現報刊社采用稿件的量越來越大了（當然要求也越來越高了），稿費越來越多了。以前的稿費隻能彌補一點筆墨錢，外加一點煙錢，而現在竟是一筆不菲的收入了。嚐到甜頭後，許多人開始把給報刊社寫稿當作一項重要的業餘工作來做，並把它發展成了致富的途徑。他們添置起電腦與打印機等設備，每年自費訂閱幾十份報紙雜誌，平時不斷揣摸各家報刊社的編輯思路，四處尋找新聞線索，發現了好的題材便立即采訪寫作，而後投向全國各地的報紙雜誌編輯部。新聞敏感性強、寫作水平高的自由撰稿人，一個月能拿到1萬多元的稿酬收入。據說有的自由撰稿人到郵局去領彙款，要拿一個袋子裝彙款單。個人出了名，又掙了錢，何樂而不為？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業餘撰稿人的行列，尤其是寫作功底較深的機關工作人員、有獨特的新聞線索源的司法係統工作人員，他們寫稿的命中率高，收入多。
在江蘇某市海關工作的龔震就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的稿件投向十分廣泛，包括了《南風窗》、《三聯生活周刊》等雜誌和由發改委、環保總局、林業局、海關總署等國家部委所辦的報紙。據他介紹，像他這樣在國家機關工作的自由撰稿人不在少數。
有位姓劉的女士，上大學時讀的是經濟學專業，文筆不錯，時常有文章發表。畢業後分配到一家企業辦公室做文秘。辦公室的工作不太忙，每天有數份報紙可閱讀，有一台專用電腦，於是她便利用這良好的條件當起了業餘的自由撰稿人，寫文件、讀報、寫稿融為一體。據她介紹，目前她的稿費收入每月達到四五千元。
李利大學一畢業就很幸運地進了機關，得到了一份人人羨慕的工作。但是機關工作不僅事情繁雜，而且收入不高，結婚後，他便陷入捉襟見肘的尷尬。但是，作為機關工作人員，他又不便於到外麵去兼一個什麼職業來掙錢，想來想去，突然想起自己上大學時還是中文係的才子，經常在全國的大報刊上發表文章，現在報紙雜誌這麼多，怎麼不考慮寫點東西掙點錢貼補家用呢？讓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是，幾年下來，他競經濟大翻身，現在一個月已能穩定地拿到四五千元，是他機關工資的好幾倍。
看到許多曾經的通訊員現在搖身一變成為了自由撰稿人，一篇稿件就能掙個幾千甚至上萬元，本身就是專職搞新聞工作的記者編輯們坐不住了，他們不甘心隻種自己那一畝三分地，也紛紛加入了自由撰稿人的隊伍。記者編輯當自由撰稿人最有優勢，一方麵是身在新聞單位，新聞線索多，采訪又比較便利，並且有合法的采訪身份，因此他們能夠采寫到許多高質量的稿件；另一方麵他們本身的寫作功底深，又深知各家新聞單位的編輯思路，因此發稿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不是關係好的編輯他還不見得給你稿子；再一方麵，自己是新聞單位的人，與其他新聞單位聯係多，可以互發稿件，況且，出於對職業新聞工作者的信任，各家報刊社都願意用本身就是記者編輯的稿件，並且寧願多出稿費。這樣，在保證本單位用稿的情況下，他們一有好的線索，便立即采寫成稿件發出去。不僅可以最快發稿，而且稿費比社會上其他行業的自由撰稿人稿費高得多。這樣，新聞單位的記者編輯很快就後來居上，成為了自由撰稿人的主力隊伍與核心力量。筆者多次參加一些報刊社的筆會，與會者大多數是新聞界的同行。他們寫作的路子也特別寬，除了新聞特稿，小說、散文、電視劇都寫，因此普遍收入很高。一個月能拿到一兩萬元稿費收入的大有人在，許多人靠此買房買車，很快過上了“中產”生活。
在自由撰稿人隊伍中，現在又加入了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群體，那就是在各級作協拿工資的純文學專業作家。也許是基於目前搞純文學，如果不能達到像二月河、賈平凹那樣的級別，收入並不很高，但他們又確實才氣過人，於是也業餘給報紙專欄寫寫文章，給電視台搞搞策劃。有的即使是大腕作家，但如果有報刊社相約，他們也“賜稿”，不過要價可不低。賈平凹為廣東《家庭》雜誌寫專欄，不論字數，每篇3000元，這還引起過一陣議論和羨慕。其實這種稿費標準在名作家裏也隻能算是一般。王朔曾自曝身價，上海《青年報》的記者向王朔約稿，王朔的口氣很牛：你們報社能給我多少錢？我寫一個字5元錢，2000字就是1萬元。
在這裏，我們順便也介紹一下作家的收入，因為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作家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但由於受本書體例的限製，沒有專門的章節介紹。放在這一節裏雖然有點牽強，但也說得過去。因為目前中國的大多數作家都不是專職的，要麼在一些雜誌社當編輯，要麼在作協或者文聯兼了職。況且，即使是在作協拿工資的作家，其大頭的收入也還是著書寫作的稿費，說是兼職收入也說得過去。
自古以來，人們都這樣認為：作家從來都是“不言錢，恥言錢”的。順理成章，作家們也就沒有錢了。加上曆史上有許多大作家一生都十分清貧。像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窮得全家喝粥，最終窮病交加，死在家中；貧困的朱自清無錢買糧活生生地餓死。這些曆史上的傷痛，使得作家們每每談起苦衷時，就會用“麵蒼然，發皤然，滿腹詩書不值錢”來形容自己。
然而，進入20世紀以後，作家的收入開始有所增加，但貧富懸殊很大，主要根據作家的知名度與作品的多寡而定。有資料顯示：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作家按照經濟收支可分為四個級差：最低的四類作家稿酬標準為千字1～3元，每月收入大約40元，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200元左右；三類作家稿酬標準為千字2～3元，每月收入120元左右，相當於現在人民幣3600元左右；二類作家有了名氣，月收入達到200元，相當於現在人民幣6000元左右；一類作家資曆深，名氣大，除稿酬外還有出書的版稅，月收入400元以上，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2萬元以上。魯迅是那個年代收入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收入主要來源於稿費、版稅、在各部門任職的薪水。據資料顯示：魯迅的版稅是20%。魯迅的著作大多數是由北京的北新書局出版發行。北新書局總共付給魯迅版稅2萬多元，約合今人民幣70萬元，這差不多是魯迅一生中獲得的主要版稅收入。對魯迅1912～1936年的收入作一個總體的估算，每年平均收入約為18萬元人民幣。
建國後，各級作家協會相繼成立。作家作為國家幹部編製的人員進行寫作，由作協每月發工資，寫的作品連名字都不署，統一都是署什麼“創作組”、“創作集體”，自然也就不存在版權與稿費一說。那時候的作家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少，名氣有多大，都隻能拿按國家統一標準的工資，在整個社會中還處於中下層次，甚至不如肉食站、糧站的職工。
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作家的收入有所改善，但與其他行業相比，仍然還是挺寒酸。這個時期作家的收入主要依靠稿費、獎金、作協工資等。作協為專業作家開出待遇最好的時期是每個月的工資1200元，每年還有4800元的各種補貼。所有的文學刊物與出版物都開始恢複稿費製度，稿費由此成了這個時期作家的重要來源。但當時稿費很低，尚不足以改變作家的生活狀況。
作家的稿費收入是從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變得驕人的。特別是最近幾年，從圈裏接二連三地爆出一些作家百萬甚至千萬身價的新聞。由於許多報刊實行高稿費製度，特別是出版社對出版物實行版稅，致使許多名氣大、作品多的作家身價陡增，稿費、版稅、改編劇本成為作家們的金飯碗。一夜暴富者層出不窮，靠搖筆杆子進入中產階層的更是比比皆是。
現在有個說法，中國有四個作家通過寫作成了千萬富翁。哪四個人呢？二月河、葉永烈、王朔，還有一位就是海岩。提起《便衣警察》、《一場風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死於青春》，電視機前的您一定不會陌生，這些優秀的小說許多都被搬上了銀幕，而它們都出自一位著名的業餘作家之手，寫作是他的“兼職”工作，然而就是這項兼職工作讓他成為千萬富翁。這就是海岩，他的真實身份是著名的錦江集團副總裁、昆侖飯店董事長。雖然說海岩並不承認自己已有千萬元稿費收入，但有媒體僅從他出版的書籍計算他應得的版稅，估計也八九不離十。
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則公開披露，他們已經通過市場之力，把二月河造就成一個作家富翁，其版權收入已超過1000萬元之巨。1991年，長江社拿到《雍正皇帝》第一部，當年就售出1萬多本。給二月河的稿費，從第一部每千字25元，漲到第三部的45元。另外，二月河還可以拿到1%的版稅，即加印碼洋的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漲，每套定價58元，當年銷售8萬套。長江社主動將二月河的版稅從1%調高到6%。到2000年，中央台播出根據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長江社趁機把每套定價漲到80元，當年售出多達25萬套。據周百義社長介紹，僅此一部小說，長江社共銷售50萬套，總碼洋為2000萬元，一共付給二月河150多萬元。與此同時，二月河在河南出版了他的另兩部長篇曆史小說《康熙大帝》和《乾隆皇帝》，獲得400多萬元稿費和版稅收入。隨後，長江社又與二月河簽訂出版合同，推出了《二月河文集》，包括其已出版的三部作品，每套定價310元，當年即已售出3萬套。合同規定，長江社在五年內銷售不少於10萬套，並按12%的標準付給二月河版稅。僅此一項，二月河又得到了400多萬元的版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