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斯任教務長期間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研究生宿舍緊張。1998年5月，1000名學生在校園裏舉行集會，抗議宿舍短缺，其中有100名學生在一塊草地上露宿了一夜。這一年非常多的研究生申請住在學校，但是大概有900多名研究生因為學校缺乏房間而遭到拒絕。作為教務長，賴斯出麵安撫了這些學生。她宣布學校將很快修建新宿舍。但是這一工程的實施需要兩年的時間。在此期間宿舍仍然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擔任教務長的第一年，賴斯就削減了600萬美元的開支，這使讚助人看到了斯坦福大學走出困境的決心和努力。斯坦福大學得到了更多的讚助資金。賴斯還有一個最敏感的問題無法找出滿意的解決方法，那就是關於女性和種族的多樣性要求。與其他精英大學相比，斯坦福大學種族多樣性最差，非洲裔美國學生比例實際上在下降。組成大學的七所學院，都是男性領導。有些係從來沒有女教授，在專職教員中隻有11％的女性，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1993年，一個專門的婦女員工委員會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他們的調查數字表明全校教師中隻有15.8％是女性，而五年後，女性教員調查跟蹤報告顯示，比例為17.8％，沒有多少改善。這些都遭到了女權組織的譴責，而賴斯有自己的理由：“很明顯，這是朝著正確方向平穩而低速的前進，隻不過確實沒有大幅度的提高。”
賴斯自己對教職員工的女性比例變化小也做了一番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高級職位輪換非常慢，終身教授的輪換比例不到2％。要想讓更多的優秀女性進入斯坦福大學來改善性別比例狀況，一個辦法就是為這些女性創造出新職位，這需要籌集資金。賴斯對這種做法有自己的看法，她不願意讓那些優秀的女性覺得是因為讚助性行動而不是因為自身才能而獲得提升的。她認為通過讚助性行動體現對女性的重視，消極方麵遠遠大於了積極的方麵。
在種族政治方麵，賴斯屬於“團結”派。她像導師考貝爾一樣樂於幫助那些真正有天賦的非洲裔美國學生，特別是女性。基倫·斯金納和讓達伊·弗雷澤都是她的學生，也是少數從事國際事務的有地位的非洲裔美國女性中的兩位。弗雷澤是非洲事務的專家，在賴斯幫助下受聘於丹佛大學，後來又任教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並由賴斯帶入了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忙著教書授課的同時，才氣逼人的康多莉紮·賴斯還在斯坦福大學著名的胡佛研究所做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她的有關蘇聯及其軍隊的學術論著使她在80年代中期獲得了五角人樓分給的一份工作—在著名的防務和對外事務問題專家、當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威廉·克羅上將手下參與核武器戰略計劃的研究。回憶起那段日子，非常投人的賴斯感觸很深，她說；“那時我們四個人擠在一間小辦公室裏，但那是一段非常棒的日子。我深深了解軍方官員的工作，並對他們充滿敬意。我想從中得到的經驗也許隻有很少數的平民能夠得到。”在這個研究小組完成了課題而解散後，賴斯再次返回了斯坦福大學教書，同時對自己關注的蘇聯問題繼續跟蹤研究。到1996年時，三十歲出頭的她已經被公認為一名研究蘇聯武器控製的專家了，她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諳熟蘇聯事務，以冷靜分析著稱於學術圈。
一天，她應邀出席一個官方舉辦的政治外交研討會，裏根政府中的“蘇聯通”斯考克羅夫特在會上作了主旨演講。期間，賴斯大膽地就斯氏的結論提出質疑，並與其展開了辯論。賴斯所提出的尖銳問題和在研討中表現出的自信風格獲得了共和黨外交政策“大腕”斯氏的賞識。演講結束後，斯氏屈尊找到賴斯，兩人就彼此感興趣的問題更加深入地進行了交流，談得頗為投機。真是不打不成交，賴斯的卓越才能和不凡表現，使斯氏認為她可以協助製訂更靈活的對蘇政策，遂動了將賴斯納為麾下的念頭。
1988年，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舉行了一係列專題研討會，《莫斯科時報》記者驚訝地發現，一名來自斯坦福大學的二十四歲的黑人女教授竟然在眾多資深專家麵前大談特談武器控製政策和即將到來的美蘇首腦會晤。記者搞不清楚一名年輕的黑人婦女是怎樣成為一位蘇聯問題專家的。這家報紙寫道；“男人……都不免吃驚：她應該忙於燒火做飯和使得她的愛慕者發瘋。但是她卻能夠反應敏捷地說出蘇聯導彈和坦克的數目、元帥們的姓名和許多次首腦會談的日期。”
這位年輕的女教授就是賴斯，而且這已不是她第一次一也不是最後一次參加這麼重要的研討會，因為她已是美方武器控製談判的首席顧問了。
1989年喬治·布什入主白宮，作為布什總統“鐵哥兒們”的斯考克羅夫特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在斯氏的極力推薦下，賴斯被延攬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蘇聯事務。她在這個職位上幹了三年，成為布什總統分外倚重的蘇聯問題首席顧問。布什當年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舉行峰會，討論裁減核武器、美蘇新關係和蘇聯改革等，所有美方政策均由賴斯獻策，戈爾巴喬夫清楚知道，自己實際是與布什身邊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較量，老布什的話足以證明一點。那是賴斯第一次遇到戈爾巴喬夫的時候，當時戈爾巴喬夫正與老布什在地中海一艘船上舉行首腦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