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加拿大後，因為學習成績優秀，弗賴貝加順利考上多倫多大學，躋身於莘莘學子中，弗賴貝加開始明白，作為一個來自遙遠的歐洲國度的弱女子，有著和這的主流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要想真正在這裏立足，除了需要有優異的才華之外、還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主動出擊，勇敢地展示自我。為此，她開始積極參加學校舉辦的各種社交活動。她的才華和社交才能得到了同學們和老師的認可，很快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當選為校學生會主席。這個來自他國的優秀女孩成了多倫多大學校園裏的知名人物。
與此同時，弗賴貝加還醉心於文學和藝術，她最為英國19世紀的文學所吸。19絲紀是英文學的繁榮時期，浪漫主義詩歌運動和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形成了英國文學史上交相輝映的兩座高峰，華茲華斯、拜倫、雪萊、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有著獨特的藝術追求和風格，閃射著煙煙光華，令弗賴貝加不忍釋手。正是出於這一發自內心的濃烈興趣，同時，她還對於心理學產生濃厚興趣，她在獲得心理學博士後選擇到蒙特利爾大學任教。
弗賴貝加又決定赴法國巴黎進修法文，她認為掌握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字，可以令一個人的生活更加充實，多姿多彩。在彌漫著浪漫、自由氣息的巴黎大學，弗賴貝加接受了法國悠久的曆史和文化的熏陶、深刻感受到法蘭西民族的偉大，學會了一口流利地道的法語。同時，她還擠時同進修了葡萄牙語。此後，她獲得了四個榮譽博士學位和三項榮譽學術成就獎。這為她在加拿大傳播界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弗賴貝加這種積極進取的性格同父親的悉心教導分不開。她父親曾激勵女兒；“設法去摘星星，否則，你將連寸土都得不到。她的母親有時不讚成她過於雄心勃勃，但是在父親的不斷鼓勵下，她總是堅持自己的主張，並達到目的。弗賴貝加的父親還告誡女兒為人要謙卑，他說；“你可與國王交往，但永遠不要失去同普通人的聯係”弗賴貝加的父母常給弗賴貝加講述祖國曆史，教導孩子們要以身為拉脫維亞人為榮。
她先後畢業於多倫多大學和麥克基爾大學獲文學學士、文學碩士和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精通英語、法語和俄語，也會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並長期在蒙特利爾大學任心理學教授。她還先後擔任過加拿大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加拿大科學委員會副主席今重要的學術職務。
她是拉脫維亞和加拿大科學院成員，先後擔任加拿大心理學聯盟副主席，加拿大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加拿大科學委員會副主席和波羅的海人研究聯盟副主席等職。
弗賴貝加7歲就離開了拉脫維亞，當有人問起在之後的四五十年的時間裏，是什麼讓她對拉脫維亞保持這麼強烈的感情和熱愛時，她是這樣回答的：“我的父母非常地愛我，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德國的難民營裏麵，一些拉脫維亞人隨身帶著一些有關拉脫維亞的書籍。盡管當時我們紙張缺乏，在占領軍的統治下，也不允許我們出版書籍，但是他們仍然堅持將這些書籍再版。隻要他們出版一些書籍，我的父母就會買下這些書籍。我們去摩洛哥的時候，日子過得很艱難，根本沒有能力再買書了，所以我就一遍又一遍地讀我父母隨身帶著的那些拉脫維亞經典文學作品。在加拿大的時候，多倫多有很大的拉脫維亞人社交圈，我們常常組織一些社交晚會和社會活動，我發現在晚會上拉脫維亞人比加拿大人更有情趣。”
飛回祖國
在功成名就的同時，弗賴貝加從來沒有忘記心中的拉脫維亞。她潛心研究拉脫維亞的民間文化，在拉脫維亞民歌的詩體和構成方麵的研究尤為突出。著有《在湖泊山》，《太陽的歌謠》三部曲《三種太陽》的前兩部等。發表學術論文近160篇，1997年還因此獲拉脫維亞科學院大獎。
“我18歲的時候加入多倫多的拉脫維亞社交圈。我與加拿大同學打交道的時候，總覺得彼此間存在一些距離，他們稱我們為新加拿大人，總是問我怎麼來到加拿大，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我的經曆。但是和拉脫維亞人在一起，他們知道發生的一切，不需我解釋什麼。我感受到了拉脫維亞人的熱情、和善和友誼。我還發現老一輩的拉脫維亞人非常愛國，他們總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希望新一代的拉脫維亞人保留拉脫維亞人的個性。起初我想：我為什麼一定要保持拉脫維亞人的特征？像從世界各地來到加拿大的人一樣，變成一個徹徹底底的加拿大人，忘記自己的過去不是更簡單嗎？誰會在乎你的過去呢？做新加拿大人就做好了，越快忘記自己的過去，越快熔入這樣的大熔爐越好。但是最終我發現拉脫維亞的特點對我們是有益的，它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