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主張非攻，是特指反對當時的“大則攻小，強則侮弱”的掠奪性戰爭。墨子以是否兼愛為準繩，把戰爭嚴格區分為“誅”（誅無道）和“攻”（攻無罪），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兼愛天下之百姓”的戰爭，如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符合天之利、鬼之利和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幫助，是正義戰爭。反之，大攻小、強淩弱、眾暴寡、“兼惡天下之百姓”的戰爭是非正義的。
墨子也是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在《墨子》一書中，他比較自覺地、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實必須相符的思想，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由於墨子的倡導和啟蒙，墨家養成了重邏輯的傳統，並由後期墨家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係。總的說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不夠發達，而《墨經》所闡述的邏輯思想，則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墨子思想中還保存有較多的宗教思想的影響。他承認天有意誌和鬼神的存在，以天誌為其全部思想的最後依據，認為天和鬼神都賞善罰惡。但他又反對天命思想，認為人與禽獸的區別就在於禽獸不必耕織，衣食已足；人則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強調一切要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他還提出衡量人們言行是非的三個標準：上古聖王的經驗、百姓耳目之實和符合國家人民之利，這些思想都很有價值。《墨子》中說道：“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這句充滿哲理與豪情的名言，充分顯示了墨家集團對自己學說的堅定信心。
遺失的傳統：《墨子》
先秦的時候，墨家曾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派別。孟子曾經感歎“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到了韓非子著《顯學》的時候，他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則把孔、墨並舉，說“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但是，等到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居然無法為墨子作傳，隻在《孟子荀卿列傳》中附了一段小文章：“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記述。
漢朝早期的時候，墨子仍然被視為智慧的代表，與孔子並稱，比如《史記·李斯列傳》中說：“必有喬鬆之壽，孔墨之智”，《淮南子·主術訓》中說：“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但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墨子似乎就從思想界消失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2 000年間，隻有韓愈等一兩個人曾經說過同情墨子的話，至於注解的人就隻有晉朝的魯勝一人。
這種現象難道不是非常特別嗎？譬如大地上原來有兩條河流，幾百年後，其中一條幹涸了，人們隻習慣到剩下的那一條去取水，於是，他們說：天下的水都必須從這條河中去取。假如墨子的思想是無益的，那麼，它的衰微就沒有什麼可以感歎；假如這條河流的水是不可飲用的、無法通行的，那麼它被堵塞，就沒有什麼可以感歎。但是，如果它的斷絕隻是由於人們的疏忽、無知與偏見，那麼，當人們發現它的遺跡的時候，就會感到非常遺憾。曆史並不是成王敗寇的舞台，從泥土中挖出來的古希臘雕塑的碎片，其價值要遠高於教堂的閃閃發光的鑲玻璃。今天，當人們去審視墨子所遺留下來的思想時，不免會有同樣的感慨。
一輩子飲用黃河水的人，他們也許會說：中國的水是濁的，他們也許會覺得飲濁水就是他們的命。但是，如果他們了解更多源頭，就會說：這不過是曆史造成的，並不是必然性。對於中國文化，人們已經發過許多議論，但是，那些想要把那些特點作為中國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們了解更多早期的生動活潑的思想，就會覺得自己的判斷過於武斷。我們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來揭示這一類謬誤。
保守性是人們所認為的中國文化顯示出來的一個特點。這種特性的源頭，就是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墨子早就明確反對這種態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不君子”者的一種。在《耕柱》篇中，他說：“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說“知止不殆”，《大學》中說“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但是墨子告訴我們“善”是可以“益多”的，這是中國最早的“進步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