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人在道德方麵如何能善？如果人性本惡，那麼道德的起源又在哪裏？在這一點上，荀子特別強調“禮”的作用，並從兩個方麵加以論證。首先他說，人的力氣沒有牛大，跑得不如馬快，但卻能驅使牛馬為自己服務，正是因為“人能群，彼不能群”。要想活下去並且生活得更好，人們必須合作互助，生活在某種社會組織中。既然有了社會組織，就需要行為的規則，這就是“禮”。為了在一起生活而無爭，各人在滿足自己的欲望方麵必須接受一定的限製。禮的功能就是確定這種限製，遵禮而行就是道德，違禮而行就是不道德。另一方麵，荀子認為人與禽獸的分別“莫大於禮”。禽獸有父子，分雌雄，這是自然；但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則不是自然，而是社會關係，是人為和文化的產物。社會關係和“禮”是人類應當具備的，隻有這樣才使人異於禽獸。
在儒家學說中，禮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綜合概念，它指禮節、禮儀，又指社會行為準則。對於前者的解釋，荀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此外，荀子在政治、經濟、軍事、邏輯理論等方麵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作為戰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他對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了曆史性的概括、總結；取百家之長，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對後世的影響可謂深遠。
石破天驚話荀子
《史記》言：“荀子十五歲遊學於齊”。通過曆史的回音壁，不難看出荀子的偉大之處。他是先古一枝獨秀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家，他無愧於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開一代師風的曠世大儒的偉大稱號。
從孔、孟、老、莊的著述裏，從曆代史學家、政論家昭然世人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春秋戰國時的諸子百家，政治傾向迥異不一，處世哲學截然不同。孔子告訴平民怎樣做人，莊子告訴人們怎樣活人，而荀子則告訴那些帝王將相怎樣治國。孔子講的是“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講的是富國強兵，國家統一，執政愛民，開源節流。孔、孟、老、莊迷信鬼神，聽天由命；荀子講的是天人合一，事在人為。孔孟的治國理論是以仁治國，以德治國；荀子講的是王霸並用，法禮治國。孔子的學生七十二賢，囿於思想家、教育家圈內；荀子的學生中既有治國能臣李斯，也有文可安邦、法可治世的韓非，同樣，也造就了名重古今的思想家、文學家丘浮伯。
眾所周知，被稱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曾自詡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他集皇與帝於自身，給自己定名為秦始皇，是誰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是荀子的學生李斯。秦始皇從執政之日起，就起用李斯，李斯在秦國推行尊師荀況的帝王之術，富國強兵，法禮兼用的方略，力助他吞並六國，一統天下，完成了“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的曆史使命，直到秦始皇命喪沙丘，李斯都是他倍加信任的宰相。秦始皇拜讀了荀子的另一個學生韓非的法學著作後，大有相見恨晚之慨，為了得到韓非這位曠世奇才，秦始皇不惜用傾國之兵，大舉犯韓，脅迫韓非歸秦為他所用。李斯妒賢嫉能，向秦始皇進讒致使韓非罹難；而趙高篡政後，李斯也死於腰斬，秦二世暴政而亡。然而，曆史還是如實地書寫下秦始皇建立的強秦帝國。
荀子自稱儒家，在批判諸子百家思想的基礎上，博采眾家之長，他的學術思想達到了諸子思想的巔峰。然而，這位少小離家，最終長眠於齊魯大地的中華巨星，不僅生不逢地，故鄉沒有給他虎嘯山林、龍遊大海的機遇；而且生不逢時，也為荀子演繹了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令人扼腕長歎的悲劇。
從曆代偉人、名家的評價中不難看出，不僅曆代帝王運用荀學治國理政，在近年出版的《十大名相》中，細心的讀者一定能讀出“十大名相”不僅有荀子的學生李斯，還有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清代的曾國藩，他們無一不尊崇荀子之學，效荀子之舉，成為霸業中興之能臣，成就了他們運籌帷幄，革故鼎新，一代風流的威名。
荀子的偉大思想為曆代統治者所用，為什麼卻沒有像孔子、孟子那樣，一個被捧為至聖，一個被尊為亞聖那樣的運氣呢？分析個中原因，皆因他的學術思想超越了時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屬於他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曆代帝王，無一不認為自己是上天的“寵兒”，不可一世的“龍種”，他們可以使用荀子的治國方略，但永遠也不想承認荀子比他們高明，去頌揚荀子這位超越了他們的“超天才”。那麼，曆代史學家、文學家的公論何在？揭穿了，荀子的學說超越了時代，在真理、真諦還不被當時的時代認識之前，野蠻足以絞殺文明，陰霾也能遮天蔽日，正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在愚昧、邪惡、迷信漫長的封建時代，休道輿論公正，超前的思維沒有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沒有讓自己付出生命的代價就已經算不幸中之大幸了。因為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生死榮辱，無一不抵押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