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日篇》中，王充不但給雲、霧、雨、露、霜、雪的形成給予了科學的解釋，而且初步涉及了蒸發、凝結與溫度的關係。他把雲、霧、雨、露、霜、雪看成是本質上相同的東西，隻是在不同的溫度和不同的條件下，才作出不同形式的表現。
在聲學方麵，王充曾闡述過語聲形成的原因，並用水麵波來解釋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這是世界上對聲波的最早認識。
在電磁學方麵，王充在《論衡》中對司南作了比較具體的描述。他還用陰陽之氣的觀點對自然界的雷電現象進行了解釋。他在《雷虛篇》中記述，雷電是陰陽兩氣鬥爭的產物。隆隆雷聲，是陰陽兩氣“校軫之音也”；陰陽兩氣“校軫”還會產生閃光，閃光中人人死，中木木折，中屋屋毀。王充還認為，“雷者，火也”。
《論衡》用王充自己的話說，是一部“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的著作，也就是評論古往今來一切思潮和學說的是非真偽的論文集。王充一生的其他著作均已失傳，隻有《論衡》一部保留了下來，成為後人紀念他的豐碑。
（佚名）王充首倡“知為力”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主要著作《偉大的複興》中說：“人的知識和人的力量結合為一”、“達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達到人的知識的道路是緊挨著的，而且幾乎是一樣的”。這兩句話，被後人概括為“知識就是力量”。此後，一提到“知識就是力量”，人們馬上會說：這是弗蘭西斯·培根首先提出的。果真如此嗎？其實，早在1 000多年前，戰國東漢著名哲學家王充即有相同的言論。
王充在《論衡·效力》中明確提出了“知為力”即“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他說：“人有知學，則有力矣。”又說：“蕭何以知為力。”他認為，“人生莫不有力”，而“力”可分為兩大類：一為“筋骨之力”即體力，諸如壯士“舉重拔堅”之力，農夫“墾草殖穀”之力，工匠“構架斫削”之力，士卒“勇猛攻戰”之力等等；一為“仁義之力”即知力，諸如儒生“博達疏通”之力，佐史“治書定簿”之力，賢儒“論道議政”之力等等。在這裏，王充不僅提出了“知為力”的命題，而且還明確地把“力”區分為體力和知力，主張知力與體力相結合，隻有這樣，才能取得事功。他說：“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
在王充看來，是否具有“識知”是區別人與動物的根本標誌。他說：“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論衡·別通》）如果沒有“識知”這個標誌，則人“與三百倮蟲何以異”？因此，他特別強調人的“識知”，並以漢初開國大臣蕭何、樊噲、酈食其三人的不同作用，具體說明了“知為力”的道理。“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效力》）蕭何、樊噲、酈食其都是劉邦軍中的宿將，當起義軍攻克鹹陽後，其他將領都爭金覓帛，唯獨蕭何安坐掇書，研究秦國的律令圖書，從而“坐知秦之形勢”，然後幫助高祖製定正確的政策，使劉漢得以安寧。由此，王充指出：“儀律之功，重於野戰。”他進而又從這些具體事實中得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相比之下，知力比體力更為重要。
這一思想的提出在當時可謂振聾發聵，即使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當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王充此一首創，實比培根早了1 500多年！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的祖上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縣），“以農桑為業”。後來為了躲避豪門的欺壓，舉家南遷。
正如《後漢書》所說，王充年幼時即聰慧出眾，6歲即開始讀書，8歲入書館，後來又學習《尚書》、《論語》，不管文辭如何艱深晦澀，都能夠日誦千言。18歲左右，被選送到都城洛陽上太學。因為家貧無錢買書，他經常去洛陽城的書店裏翻閱。幸好他記憶力超群，讀書幾乎是過目不忘，於是對各方麵的學說都有所了解。當時的洛陽聚集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優秀學者，如班彪、班固、桓譚、賈逵等，其中班彪、桓譚對王充的影響最大。班彪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王充在《論衡》中曾多次對他加以讚頌；桓譚則是東漢另一位頗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王充作《論衡》，批判神學迷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桓譚的影響。他在洛陽與這些一流學者往來問學，眼界大開，學問日進。閱讀的書也已經不限於儒家經典，而是博觀諸子、旁及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