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田園詩
在陶淵明的詩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園詩。這種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於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於其中寄托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被陶淵明用詩的構造手段高度純化、美化了，變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舍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餘。”《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複真！”同樣的思想，又借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在這種“自然”的社會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誠相處，無競逐無欺詐，甚至無君無臣。而曆史在陶淵明看來，是一個墮落的過程。由於人們的過度的物質欲望，引起無窮的競爭，產生了種種虛偽、矯飾、殘忍的行為，使社會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難求，世外桃源，也無處可尋。陶淵明隻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
作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的田園詩還寫到了農業勞動；在他歸隱時期，自己也曾參加耕作。他的體力勞動在其經濟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義？大約是很有限，甚至，也許是可有可無。這種農業勞作的實際意義，在於它體現了陶淵明的一種信念。《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開頭就是：“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和個人生活方式。盡管詩人實際做不到這一點，但他嚐試了，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時又說：“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鬥酒散襟顏。”這裏寫到了體力勞動的艱苦和由此帶來的心理上的寧靜乃至安樂。
此外，陶淵明的田園詩，還牽涉東漢末以來文學所集中關注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生命怎樣才能獲得解脫？在這方麵，我們首先看到，陶淵明對生命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詩現存不過100多首，竟有幾十處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學上，他卻有一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中表達得最明白。詩人借用辭賦的對話體，讓“形”提出飲酒自樂、忘懷一切的人生態度（這近於《古詩十九首》），又讓“影”強調應追求事功，建立身後之名（這近於建安文學）。這兩者其實都是陶淵明所難以舍棄的，但作為最終的哲學歸結，他在第三首《神釋》中把前兩者都否定了，認為每日醉酒傷害生命，立善求名也隻是外在的追求，毫無意義。應該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即歸化於自然，不必有意識追求生命以外的東西，這就是不求解脫的解脫。
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衝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靜穆”。但在這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深感無所寄托的焦慮。換言之，“靜穆”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淵明並不是隻有這種以衝淡平和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寫過一些直接涉及現實政治，或直接表現出內心的強烈情緒的詩篇。如《述酒》詩，雖然詞義隱晦，不易讀懂，但其內容關係到晉、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當無疑問。又如《贈羊長史》，對劉裕於義熙十三年北伐破長安之役，顯得十分高興。“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感情。此外，《詠荊軻》和《讀山海經》中的幾篇，對曆史上和神話傳說中一些雖然失敗而始終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讚美，具有慷慨悲壯的風格。《詠荊軻》結尾說：“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分明流露出詩人心中的激昂之情。魯迅先生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麵，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麵，主要是指這些作品而言。不過，應當看到兩者也並不是截然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