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南朝·梁約465年—約532年）
《文心雕龍》這部著作“體大思精”，在文學理論方麵的成就是空前的；而且它分析問題的深刻，組織的細密，評論範圍的廣泛，也是後來的古典文學評論著作所少有的。
——著名學者詹鍈
劉勰生於南朝齊梁之際，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他寫的《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係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專著。劉勰精通儒學和佛學，在文學方麵有卓越的見解。不僅超過了前人，也為後期的文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方法和論據。《文心雕龍》就是劉勰根據儒家思想創作的一部文藝理論專著，這部書總結了從先秦直到南朝宋、齊時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豐富經驗，論述廣泛、體係完整、見解深刻，堪稱是一部不朽的傳世之作，奠定了我國古典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對後世文學的發展影響極大，被譽為中國古代的“藝苑之秘寶”。
《文心雕龍》論述了文學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規律，將文學的變化與社會的風俗、政治的興衰聯係起來，還總結了許多寶貴的文學創作經驗，揭示了創作活動的奧秘，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論。這一部分是全書的精粹，涉及形象思維、藝術想象、藝術風格、藝術構思等許多重要的問題，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文心雕龍》是一部空前絕後的書；縱然從這部理論著作本身來看，劉勰的文字也是美如“雕龍”的。在《文心雕龍》之前的文學批評專著，大多篇章短小、結構粗略、內容有限，沒有《文心雕龍》這般包容古今、巨細無遺的大氣。《文心雕龍》之後，雖然曆代學者論文、論詩之作浩如煙海，也出現了一些精彩的著作如鍾嶸的《詩品》、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嚴羽的《滄浪詩話》、劉熙載的《藝概》等。從某一方麵、某一角度來說，都有著獨特的貢獻，但以著作的整體構思、體係完整、特別是以美學範疇和理論概念的創製來說，卻還沒有一部書能超過劉勰的《文心雕龍》。
“文心”就是“為文之用心”，“雕龍”取戰國時騶奭長於口辯、被稱為“雕龍奭”的典故，指精細如雕刻龍紋一般進行研討。合起來，“文心雕龍”等於是“文章寫作精義”。《文心雕龍》是一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巨著，它是古代文論領域成書的初祖。作者劉勰廣泛分析了唐、虞、夏、商、周、漢、魏、晉、劉宋、蕭齊10代之著作，吸收了先秦以來的重要文學理論和各種論點，凡有助於說明某種文學現象或文學理論，無論道家、法家、儒家、名家、兵家、玄學家以及佛教學說，甚至是他所大力反對的讖緯，都對其中“有助文章”者加以肯定，可以說是深廣地集合了前代文論之大成，因此被後人稱讚為一部“體大慮周”的著作。
《文心雕龍》全書一共50篇，據劉勰稱，這是為了和《周易》當中的“大衍之數五十”相切合。50篇中，最後一篇為《序誌》篇，相當於今人著作當中的自序，隻是按照當時的習慣這一篇被放在最後。在《序誌》篇中，劉勰較為詳盡地介紹了自己創作《文心雕龍》的緣起，自稱在他7歲的時候，曾夢到漫天“彩雲若錦”，自己“攀而采之”；到了成年的時候，又夢見自己懷抱禮器，跟隨儒家的宗師孔子南行。劉勰認為這是上天讓他著作文章的征兆，於是便創作了這部《文心雕龍》。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看出，雖然劉勰精通佛典、曾經出家為僧，但在他創作《文心雕龍》時還是自覺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的。
在《序誌》當中，劉勰還簡要地闡述了《文心雕龍》的結構和內容。除《序誌》篇以外，《文心雕龍》共分為三部分，其一為“文之樞紐”，包括《原道》、《征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樞紐”即關鍵，“文之樞紐”即文章寫作的總原則，是全書的總綱。第二部分為“論文敘筆”，這一部分相當於一部分體文學史，它分述了各種文體的產生、演變的曆史過程、評價了曆代作者的成敗得失，總結了不同文體寫作的基本準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分當中還有一種“文筆之分”，其中“有韻為文、無韻為本”，這也是當時人們對於文體的一般看法。第三部分為“剖情析采”，這一部分為創作論，它詳盡地闡述了文章構思、創作與文學欣賞過程當中的各種問題，思想深湛，精義迭出，是《文心雕龍》全書的重點和精華所在。
《文心雕龍》有著卓越的理論成就。
首先，《文心雕龍》在論述具體的文學創作活動和創作心理時，拋棄了經學家的抽象說教，表現了樸素的進化的文學發展史觀。而且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以及文學的美學特點和規律等一係列問題，提出了精辟的見解，頗富獨創性。因此，它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關於《文心雕龍》的文學史觀，劉勰認為文學的發展變化，終歸要受到時代和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與製約，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語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這一文學史觀把以往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解，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層次。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劉勰十分強調文學創作上的繼承與革新的關係。他要求一個富於創造性的作家必須具備創新精神，隻有“變”才有文學的不斷發展。同時他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隻有將“通”與“變”、“因”與“革”辯證地統一，文學創作才有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從而獲得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事實上，劉勰在他的著作中一開頭便說：“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詩文的源起聯係到周孔六經，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學高度，可以說，它代表了這一曆史時期對文的自覺的美學概括。而它的文學史觀正是建立在這樣理論認識的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