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麵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在《神思》篇裏對創作構思過程有著非常簡練生動的描繪，而且對作家構思過程中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之間的關係有比較準確的概括：“神居胸臆，誌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同時指出要使“關鍵”、“樞機”活躍疏通，一方麵要“虛靜”，另一方麵更要注意平時的才能修養和生活閱曆的準備。在《附會》篇中他用非常生動的比喻說明了文章體製的有機的完整性：“夫才童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誌為神明，事義為骨鯁，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這些都是針對南朝形式主義文風而有意識發揮的議論。他認為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藝術才能）、氣（性格氣質）、學（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基本方麵，而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的不同，正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麵存在著差別。把人們認為玄虛奧妙的風格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在這方麵，他也大大地發展了曹丕文氣的理論。在有關形式修辭方麵，他也往往針對關鍵問題立論，在《比興》篇裏他指出了兩漢以來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興”，隻講形容，不講寄托的不健康傾向。在《誇飾》篇裏指出運用誇飾手法應該準確得當：“飾窮其要，則心聲並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諸如此類的論述，至今還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裏，他反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等錯誤批評態度，認為應該“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他還正麵指出批評家應該有深廣的學識修養，“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又提出了“六觀”的方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六方麵雖然更多是從形式上著眼，但是他認為隻有“披文”才能“入情”，隻有“沿波”才能“討源”，隻有全麵地觀察形式才能深入內容。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陳子昂革新詩歌標舉“風骨”、“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複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劉勰理論的啟發。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至於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讚揚，就更難於列舉了。（佚名）
中國古代文論的奇葩
《文心雕龍》寫成於齊代。書的本意雖是寫作指導，但立論從文章寫作的一係列基本原則出發，廣泛涉及各種問題，結構嚴謹，論述周詳，具有理論性質。它的係統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文心雕龍》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幾點：一、強調文學的美質，這是與當代文學風氣相一致的。缺陷也同當代文人一樣，是單純地以華麗為美。二、主張宗經，提倡雅正，在原則上排斥一切離經叛道的文學。但在對待具體作品的時候，態度並不那麼褊狹，尤其在以後的各篇中，並沒有以是否雅正的標準隨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與作品。三、劉勰所說的“宗經”，是指以儒家經典為典範，而不是要求把文學作為闡發儒家之道的工具。他還是承認文學有抒發個人感情的作用。這同後世極端的載道文學觀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四、聯係劉勰對六朝文學的批評，主要是在兩個方麵，一是離異於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夠純正、藝術風格詭奇輕豔等等，二是有單純追求辭采而缺乏充實的感情的現象。
作為“文之樞紐”的五篇，其意一在賦予文學以哲學本質上的說明，同時也由此賦予文學以崇高的意義，這一種理論上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