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詩》以下20篇，是《典論·論文》、《文賦》等批評著作論文體之別的繼續，但要細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簡短的文體小史，雖未必無誤，但多見精彩。如《明詩》說建安詩的特點，謂之“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說正始詩歌，“唯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感受敏銳，概括精賅，對於文學史的研究，具有先導的意義。論各種文章之風格特征，亦能舉其大要。
創作論的前幾篇，圍繞具體的文章寫作（主要針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說創作的構思，承《文賦》而來，但也有精彩的新解。如文中細致描述了創作活動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的現象，從而探討了從形象思維到語言表現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體性》篇指出，由於作者才學修養不同，形成典雅、遠奧等八種主要的不同風格，進一步發展了曹丕、陸機的意見。文中舉前代名家為例，對他們的為人氣質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有很好的概括。《風骨》篇要求文學作品應有充沛的生氣（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內容）和簡潔有力的語言表達，從而達到剛健明朗的美學效果。以後“風骨”成為文學批評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變》篇論新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這一節讚語，表現了作者對文學的健康態度，可惜又說“還宗經誥”、“參古定法”，畢竟還是顯得拘謹。《情采》篇論情誌與文采的關係，力主華彩，但要求“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對六朝文學中“繁采寡情”的現象提出針對的批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看法。以後《熔鑄》、《聲律》等10篇集中談修辭問題，對聲律、駢偶、用典等當代文學中普遍使用的修辭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專門討論修辭的文章還不曾有過，所以，《文心雕龍》在修辭學上也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批評論則脫離了具體的寫作（隻有《物色》兼及寫作），從更廣泛的範圍來討論有關文學的問題。《時序》論曆代文學發展的總趨勢，推求文學演變的原因，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作者主要從政治狀況、社會風氣、統治者的好惡等幾個方麵論述文學的興衰，注意文學與複雜的社會環境的關係。這是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學史性質的重要的論文。《才略》篇簡論曆代作家，與《時序》相輔相成。《物色》論文學與自然景物的關係，專立此篇，也是當代文學風氣的反映。《知音》專門談文學鑒賞與批評的標準問題，從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來說，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責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知多偏好等錯誤的態度，要求批評者提高自身修養、理解作者、博觀圓照，進行公平的批評，並且提出了若幹條從事批評的客觀原則。
《文心雕龍》在關於文學創作、文學史、文學批評的眾多問題上，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有了顯著的提高，提出了相當係統而富於創新的意見，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一次空前的總結，其成就十分重大。
（《中國文學史》）
劉勰字彥和，是南朝齊、梁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的祖籍在東莞郡莒縣（今屬山東省）。永嘉之亂，其先人避難渡江，此後就世代居住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劉勰入梁出仕後，兼任東宮通事舍人的時間較久，後世因此稱他為劉舍人。
劉勰的家族並非高門。他的祖父沒有官職，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去世較早。劉勰家境清貧，一生沒有婚娶。後來在建康（即南京）郊外鍾山上的定林寺依靠名僧，在那裏居住了十幾年。這一時期，自幼“篤誌好學”的劉勰在深研佛理的同時，又飽覽經史百家之書和曆代文學作品，“深得文理”。從“齒在逾立”開始，劉勰經過五六年的努力，於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年—502年）間，寫成了《文心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