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劉勰寫完《文心雕龍》之後，苦於無人慧眼識珠。在當時，一部著作倘若能夠獲得某位文壇名人的賞識，便立刻可以聲名鵲起。於是劉勰便喬裝成貨郎的模樣，把《文心雕龍》的書稿背在身後，在路上堵住了朝廷重臣沈約的車子。沈約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在當時是文壇領袖，地位很高。他對《文心雕龍》一書很欣賞，認為它“深得文理”，於是便常常將這部書放在案頭以供翻覽。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因此成名。
梁武帝天監初，劉勰出仕，先後擔任和兼任過中軍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的記室，車騎倉曹參軍，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等職務。在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期間，他與昭明太子蕭統交好，共同“討論篇籍，商榷古今”。蕭統選錄的著名文學總集《文選》，與《文心雕龍》“選文定篇”多有契合之處，可能正是因為受到了劉勰的影響。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後，劉勰奉旨與沙門慧震於上定林寺撰經。經成以後，他便棄官為僧，法名慧地。出家後不到一年即去世。
與六朝以來儒佛交融混雜的思想潮流一致，劉勰既業於儒，又染於佛，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複雜的。因此，後代學者對於他撰寫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也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種認為他在《文心雕龍》裏嚴格保持儒學的立場，拒絕佛教思想混進來；另一種則認為劉勰的指導思想是以佛統儒，佛儒合一。綜觀劉勰一生的思想脈絡和人生觀，雖然長期濡染佛理，但其思想仍以孔儒為主。而且他為“奉時騁績”作了很大的努力，如當太末令時“政有清績”；隻是到晚年做棟梁材的希望滅絕之後，才最後遁入空門。作為一個文論家，劉勰基本上是以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為指導，來闡述文學的功用、探討其規律的。
劉勰在上定林寺期間還寫過不少有關佛教方麵的著述。《梁書·劉勰傳》說他“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廟的塔銘以及名僧的碑誌，都要請劉勰來撰寫。當時高僧僧柔、超辯等人的墓碑都出自他的手筆，可惜其文集在唐朝初年便已經失傳。劉勰的著作現在除了《文心雕龍》以外，隻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兩篇保存下來。
鍾嶸這位古代著名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在繼承和發揚我國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傳統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的《詩品》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一部著名的詩歌理論批評專著，這部傑出的專著專門評論五言詩作家的作品，除了無名氏的一組古詩外，共論及從漢朝至梁代的作家122人。書中把所論作家分為上中下三品，計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按三品編為三卷，每品之前冠以序言，除分等級之外，對作品的優劣還作了評論，故《詩品》又叫《詩評》，對後人研究詩歌發展曆史很有借鑒意義。
宋後期詩歌雖說情況紛雜，但脫離往日宋詩主流的傾向已經很明顯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嚴羽的《滄浪詩話》。嚴羽一生未仕，他在詩歌創作方麵沒有很突出的成就，但他的《滄浪詩話》卻是一部極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其書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門，以第一部分為核心。全書完全不涉及詩與儒道的關係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麵的功能，而重視詩的藝術性和由此造成的對人心的感發，這與理學家的文學觀恰成對立，很值得注意。《滄浪詩話》是一部對後世創作實踐和詩歌理論都有很大影響的著作。元明詩人十分推崇盛唐詩的立場及清代袁枚的“性靈說”之提出，均與此書有一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