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北宋1019年—1086年）
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清代大學者王鳴盛
在我國曆史上，有兩位複姓司馬的著名曆史學家，因此被人們稱為“兩司馬”。他們就是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和主編《資治通鑒》的司馬光。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最卓越的編年體通史，也是中國史學史上涵蓋時間最長的編年史巨著。成書900餘年來，始終為世人讚揚推崇，與司馬遷的《史記》並稱為中國史學文化遺產之雙璧，海內外蜚聲揚名。該書共刊刻70餘版，實為我國曆代各類史書刊刻出版之罕見，足見其影響何等深遠。
《資治通鑒》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給全社會提供了借鑒。《資治通鑒》幾乎相伴一代偉人毛澤東一生，他非常喜愛這部史學名著，前後共讀了17遍，直至某些章節的書頁變得殘破不堪，仍愛不釋手。而且經常告訴周圍的人，每讀一遍都獲益匪淺，屢次向別人推薦這部史學名著。我國著名史學家翦伯讚曾評論道：“內容思想之博大精深，錄事之求實考信，通古今之變，兼收並蓄，拾遺補缺，而成為學史、研史者不可不讀之書；又以其考評前世之興衰得失，通鑒於後人，有資於治國，而成為領導國家者不可不讀之書，普通大眾不可不讀之書。”
近千年來，《通鑒》一直被推崇為中國史學的巨篇，廣為流傳，教益大眾。而曆代研究者層出不窮，繼往開來；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鑒學”。經過無數學者的努力，陸續產生了《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明通鑒》、《清通鑒》等蔚然壯觀的通鑒係列，而司馬光以其一家之言，成為一代史學之尊。如今，對《通鑒》的研究正多層次、多角度地展開，它將更多地為人類的進步提供借鑒。這一發展趨勢，恐怕是司馬光不曾預期的，但卻是他卓絕貢獻的必然結果。
北宋名臣司馬光奉宋英宗詔令，整理評論曆代名臣事跡，於是開始編撰《通鑒》，作為朝廷統治的借鑒。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編成《通誌》8卷。並在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進獻給神宗，深受讚賞，賜名為《資治通鑒》，並由神宗親自寫序。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行新政，退居洛陽，繼續撰寫《通鑒》。前後曆時19年，終於完成了這部博大精深的史學巨著。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全書共294卷，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開始記事，到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結束，前後共1362年。這部書通過翔實的曆史記載，說明了曆史經驗對於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資治通鑒》所提供的曆史教訓，是以往任何一部史書都不可比擬的，對於此後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有很大的借鑒和約束作用。
《資治通鑒》所選史料內容著重在國家興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麵，目的在提供治國借鑒，反映生民休戚的情況。為了寫好這部書，司馬光除使用政府館閣藏書外，還借來不少私人藏書。編寫時先將同類史料編成長編，然後去粗取精，由繁到簡，對分歧較大的史料，則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者寫入正文。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諸如稗官野史、百家譜錄、總集別集、傳狀碑誌等總數不下300多種。司馬光等人經過嚴格的辨析考證，整理成一家之言。除了正文中的引征之外，又將各種不同的說法和鑒別理由加以逐條說明，著成《通鑒考異》30卷，附在《資治通鑒》之末。這種認真嚴謹的態度大大增強了《資治通鑒》的可靠性，因此，這部書一直以“信史”而著稱。在體例方麵，編年體記事簡明扼要，但因為受到時間限製，使史事拖遝割裂，難以反映全貌。司馬光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大量采用連載、主載、附敘、追敘、補敘等寫法，以事件為線索組織材料。使一向遭人冷落的編年體再次煥發青春，光耀史壇，與紀傳體並駕齊驅。
司馬光是北宋文壇巨匠，其敘事文字優美質樸，格調古雅渾厚，行文簡潔曉暢。《資治通鑒》前後脈絡分明，語言文字也極為簡練。有許多場麵和人物描寫，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戰爭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的敘述，更是膾炙人口，引人入勝，堪稱曆史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此外，全書還附有180多篇議論；其中80多篇是援引他人作品，其餘全都是司馬光親手撰寫。所論多為治亂之因，君臣之道，在以往所寫史論和奏疏基礎上，因史事而發揮，就時事而議論。字裏行間，充滿著匡輔的誠意和情感，寓褒貶臧否於其中，體現出因事勸諫的良苦用心。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用人原則，都針對現狀提出了革除弊政的曆史借鑒，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更具匠心的是，這麼多的附論，與《通鑒》的內容取舍編排，竟是這樣的渾然一體而不可分割，成為貫徹“資治”這一著史目的的點睛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