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原名《通誌》，宋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改名為《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略古詳今，重點著眼於探討君主執政過程中的得失與國家興衰的道理，雖然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記載有關的政治事件，但對於軍事、經濟等其他方麵也多有涉及。僅就其選擇、收錄我國古代政治史料來看，通過作者的剪裁消化、歸納運用，終成一部完整的政治通史體係，流傳至今，對於警戒後世，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資治通鑒》已經同《史記》一樣，被人們並稱為史學瑰寶，廣為流傳。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
司馬光為何要編寫《資治通鑒》呢？他看到當時沒有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使學習曆史的人感到很困難；同時也為了給封建統治者提供曆史借鑒。於是，他便決心動手編一部“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進資治通鑒表》）的史書，並確定此書的宗旨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進資治通鑒表》），希望宋神宗借以改進政治，安定國家。
《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是一部集體編寫的曆史巨著，主編是司馬光，協修是劉恕、劉攽和範祖禹，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編寫的這部書原名為《通誌》，神宗即位後，把《通誌》改名為《資治通鑒》，意思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由於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不想參與政治，而希望專門從事編書工作，得到神宗的批準，因而把《資治通鑒》的書局由汴梁遷往洛陽。司馬光等人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按年月順序，標明事目，剪粘排列起來，叫做叢目，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舍，並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跡相抵觸之處，須加考訂，說明取舍理由，作為附注。由此寫成第二稿，叫做長編。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異同，刪其繁冗，修改潤色，最後定稿。
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通鑒》，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曆史上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創業之君，如漢高祖、漢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漢文帝和漢景帝。中興之君，如漢宣帝。至於“習於宴安，樂於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遠之患”，使“祖考之業”日趨頹下的陵夷之君（《曆年圖序》），像西漢的元帝、成帝，東漢的桓帝、靈帝，都屬於這一類。在司馬光看來，最壞的是那些亂亡之君，他們“心不入德義，性不受法則，舍道以趨惡，棄禮以縱欲，讒諂者用，正直者誅，荒淫無厭，刑殺無度，神怒不顧，民怨不知”（《曆年圖序》），像陳後主、隋煬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對於亂亡之君，《通鑒》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譴責，以為後世君主鑒戒。
對於軍事的記載，《通鑒》也很突出，對戰爭的描述十分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對戰爭的起因，戰局的分析，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是傑出的例證。
《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因此，它對於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製等都有記載。
文化方麵，《通鑒》也有記載，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典籍的校理，石經的刻立，九經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係統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史學方麵，從《漢書》到沈約的《宋書》以及唐代的修史製度，均有記載。科技方麵記載最多的是曆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記載。
《通鑒》還有曆史評論。一類是司馬光自己寫的，每篇以“臣光曰”開頭；還有一類是選錄前人的評論，開頭都寫明作者名氏。當然，司馬光所選錄的前人史論，都是符合自己的觀點，大部分用於表述他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