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童年救人時開創新舉措相反，司馬光成年後為官卻一向強調“守常”。他臨終前為相，僅數月便把文壇老友、政壇對手王安石實行的新政全部廢除，這同當初王安石的變法一樣也引起天下騷然。司馬光死後8年，哲宗皇帝便將他打成“奸黨”，追奪官譽諡號並砸了刻有禦書的墓碑。又過了30餘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輕易攻下汴京，宋朝兩個皇帝成了俘虜，漢族後來長期以此為奇恥大辱。北宋元氣是為王安石變法所傷，還是被司馬光複舊所壞，幾百年間史家爭論不休。不過司馬光在學術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卻肯定是個悲劇人物。
宋神宗給司馬光主持編寫的通史所定之名，“資治”意味著供統治所用，“通鑒”則是借鑒之意。按近代人更簡明的評價，《資治通鑒》是一部標準的帝王教科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宋代最注重借鑒曆史謀略，現實治國之術卻極糟。不過，曆屆宰相和他們的皇上差不多都屬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隻勉強降住宋江、方臘之類造反派，對外族總是被挨打獻幣求和直至被其滅亡。大概是男性將相兵丁太窩囊，以致後人要編出“楊門女將”的戲劇勉強找回點感覺。
對這種曆史慘相，不能隻責怪司馬光那一代人有才無能。從中國古代史宏觀角度看，宋代是走向衰落的轉折期，封建統治階級已經失去了“漢唐盛世”的進取精神而日益沉溺於保守享樂。司馬光本人雖不腐敗，卻一味守舊，研究曆史也總是後顧而沒有啟發人們“向前看”的思維方式。當然，他留下的巨著還是給後世以極大啟迪，顯示出曆史的沉重與艱辛。
當我們讀罷《資治通鑒》掩卷長思時，可以感到中國曆史的悠久既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持續力和凝聚力，同時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慣性障礙。現代人從中可以感悟出我們的先民何以能創造出領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為何在邁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蹣跚，並激勵自己掌握跨越時空的文明精華，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紀的騰飛。（徐焰）
司馬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於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
司馬光出身於書香門第，世代在朝為官，父親司馬池是仁宗朝的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熏陶，勤奮好學，少年時就“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20歲時考中進士，可謂功名早成。但他並不因此而驕傲自滿，而是豪邁地宣稱：“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立誌以仁德建功立業，不求虛名。步入仕途之後，他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等方麵的知識都極為淵博，經學與史學更是造詣深厚。
當時，北宋建國近百年，已經出現種種危機。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疏，陳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國主張，大致是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作為安邦治國的根本措施。在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中，也始終堅持原則，積極貫徹執行有利於國家的決策方略；多次犯顏直諫，當庭與人辯論，從不顧及個人安危。神宗皇帝也感慨地說：“像司馬光這樣的臣子，如果常在身邊，就不會有過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