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漢代經學的前一時期稱為神學經學，後一時期的經學可稱為“儒教經學”。前一時期的經學以宇宙論的形式出現，後一時期的經學（儒教經學）以心性論的形式出現。中間經過魏晉南北朝佛教經學的補充，使儒教經學增加了體現時代特點的新內容。它超越了宇宙論和本體論，上升到心性論的理論高度，它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經學的高峰，同時也表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學已走到了盡頭，經學的曆史使命已完結了。（任繼愈）
《四書章句集注》與儒家道統
兩宋時期，“退五經而尊四書”。尤其是《大學》、《中庸》之學，已從《禮記》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的經典詮釋學。宋儒凸顯四書的地位，與其崇揚心性義理之學有關，他們實際上是以四書為其思想概念之淵源。
兩宋理學是以“新儒學”的姿態出現的，它的使命是恢複和賡續儒家之道統。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一是開創了兼綜訓詁與義理的學風，二是貫徹了理學思想以建立新儒學的體係。因此，《四書章句集注》可以說是理學思想的載體。朱熹獨具慧眼，發現四書實是其心性義理之淵海，其所倡導的各種觀念都可從四書中找到源頭。如《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論，將人心的思維之靈與天下之物的有理構成思維與存在的統一，而《中庸》的性、道、教諸範疇則是對理學實踐的支持。
《四書章句集注》編排的次第也能反映出理學思想之旨趣。朱熹確立了《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四書學體係邏輯順序，《大學》定規模，《論語》立根本，《孟子》觀發越，《中庸》求精微，構成了他的以複性為根本指歸的理學體係的內在結構，不能移易顛倒。在他看來，《大學》主講“德”，《論語》主講“仁”，《孟子》主講“心”，《中庸》主講“理”，歸根結蒂都是講一個複歸天理的善性，而“四書”學不過是一個複歸性善本初的思想體係。
《四書章句集注》既不像漢唐諸儒那樣信古無疑，遵修舊文而無創新，也不像其他宋儒那樣，空衍義理而學無根底，而是在繼承傳統訓詁學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的基礎上融合時代的精神，並將經學理學綰成一體，在訓詁中包含著義理方法，在理學旨趣下貫徹訓詁方法，使《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理學思想的主要著作載體，實踐了經學與理學相統一的原則。
南宋的四書學，是一個龐大的學者群以“四書”與《四書章句集注》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活動。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起到了學術範例的作用，成為一家顯說，因其體製的高卓和學術的閎通而在當時被奉為典範，又因其典範價值產生的強大的凝聚力，引發了南宋四書學的潮流。在此之後出現的《大學衍義》、《中庸指歸》、《四書集編》等著作，都是朱熹四書學學術活動影響下的產物，但其氣象與規模、形式與內容均沒有也不可能超越朱子。
（範立舟）
朱熹字元晦，又字促晦，號晦庵，別號紫陽，江西婺源人。父親朱鬆是進士出身，從小就教授他儒學經典，朱熹勤奮刻苦，長進很快，立誌要鑽研聖賢之學。不幸的是，他隻有14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朱熹隨母親祝氏定居在福建。
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考中舉人，次年春天又考中了進士。任泉州同安縣主簿，聚徒講學。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朱熹上書孝宗，力陳國事，提出了“定計、修政、攘夷”之策，主張抗金，並建議從與民休戚的高度注意選用人才。次年，孝宗召見朱熹，他重新陳述了自己的見解，孝宗頗為讚賞。但當時的議和派人物湯思退、洪適等占主導地位，朱熹的抗金主張無法實現。朱熹三次呈上奏章，等待他的卻是並無實權，而且還要等著空額補缺的武學博士一職。朱熹非常失望，求得了監南嶽廟的差遣。由於金廷議和條件苛刻，孝宗任命張浚為右相兼樞密使，希望再度抗戰。為此，朱熹特意叩見張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體建議；還麵見張浚之子張栻，要他說服張浚，決不能跟投降派合作，這才離開杭州回崇安。雖然朝廷幾次召他做官，但“道不同不相為謀”，他都極力推辭，不肯就職。孝宗說他“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極力要他就職，但他還是推辭不就。從此他家居10餘年，潛心研究學問，教授弟子，並經常和各地學者交遊論學、交流心得。
朱熹46歲時，浙東學派的大師呂東萊來探訪，二人暢論學術，共同整理了北宋各理學家的著作，編纂成《近思錄》。當時朱熹和江西的陸象山都是當代大儒，但自成一派，學問見解各不相同。呂東萊又與這二人都是好友，便邀請朱陸兩位大師到江西信州的鵝湖寺，希望他們兩位好好溝通交流，使學術界不致產生分裂。出席這次學術討論會的除朱熹、陸象山、呂東萊外，還有象山的哥哥陸九齡。陸家兄弟對這次討論會非常重視，兄弟倆在家便開始自行辯論，討論了一整天。這次討論會開了10天，朱陸各抒己見，中心議題是“本心”說，由於兩人思想已經定型，最後還是未能達成共識。但他們相互切磋、各自爭鳴，還遊覽了鵝湖風景、有詩唱和。雖然觀點不同，卻從此結為好友，使“鵝湖之會”在中國學術史上成為千古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