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明代1472年—1529年）
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三百年，名公巨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所雲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矣。
——清代學者馬士瓊
作為士大夫，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上，王陽明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受到讀書人的敬仰，可見其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一生中先後被朝廷委以諸多的軍國要職，功勳卓越，戰功累累，無人可及；但他又的的確確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也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在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留下了極其閃亮的一筆。
《傳習錄》集中反映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在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陽明心學遠祧孟子，直承象山，針對程朱理學越來越脫離人的生命而知識化、外在化的傾向，特別是其末流暴露出來的支離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簡易直截的功夫與“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開辟了另一條與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學，拓寬了主體自立自主的精神價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與人格挺立的實踐精義及具體路徑。他強調的“心外無理”、“知行合一”等理論主張，實際就是強調人的內心深處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知識論應該與活潑的生命相結合。
王陽明是繼朱熹之後中國思想史上的又一發展高峰。對一個受傳統理學教育多年的文人而言，能走出固有的思維模式，完成一次如此徹底的思想突破，不得不讓後人歎為觀止。人們開始從單一的理學體係中解放出來，並學會了用另一種方法來思考問題；明代的哲學思想，也從此多了一個參照係。自“龍場悟道”以後，王陽明始終講學不輟，弟子廣布天下，形成曆史上罕見的大學派。直到今天，在當代新儒家中仍具有著深刻的影響。
王陽明一生著述很多，《傳習錄》是他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傳習”一詞出自《論語·學而》：“吾曰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部書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裏的書信出自王陽明親筆，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是研究王陽明思想及心學發展的重要資料。書中闡述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等心學觀點，體現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思想宗旨，可以說是陽明學說的精華。
王陽明深受先秦思孟學派和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又直接繼承了南宋陸九淵主觀唯心論的觀點，形成了龐雜的哲學思想體係。“心即理”原本就是陸九淵的命題，《傳習錄》對此作了發揮。王陽明提出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心外無物”，認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沒有人的意念活動，就沒有客觀事物。所以“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陽明還提出“心外無理”的命題。在他看來，事物的“理”，不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而是存在於人們的心中，所以說“心即理”。他這樣說，是強調社會上倫理規範的基礎在於人心之至善。從這個原則出發，他對《大學》的解釋與朱熹迥然不同。朱子認為《大學》的“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的“大用”。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而“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就是“良知”。在他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將心與理一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
知行問題是《傳習錄》中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也反映了王陽明對朱熹以來宋明道學關於這個問題討論的進一步研究。
朱子主張知先行後、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雖然繼續了朱子重行的傳統，但他的主張是以“心即理”為基礎，所以同時又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的做法。“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麵。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由這個認識出發，如果知而不行，那隻能算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緊密相連的。
在當時社會上、理學發展的過程中，的確有知而不行的情況存在。因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有糾正時弊的意義。但是他強調知行合一說不是僅僅針對時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說明“知行之本體”。強調道德意識本來就存在於人心中，這是道德的自覺性。它也強調道德的實踐性，認為道德方麵的“知”不是關於對象的知識，而是道德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