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強調道德的自覺和主宰性。他說：“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人心能夠知曉行為的善惡，也能自覺地去為善，就是本心的明白覺悟，這是對程顥思想的發展。不需通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外物之理隻是人心的表現；“格致”的功夫不是去認識外物，而是去掉內心私欲的屏蔽。
王陽明的哲學思想的確為人性善作了本體論的說明，有其曆史意義。但他的學說對人性惡的原因研究不夠，雖然在明代下層人民中亦有影響，但仍不具備較大的普遍性。
《傳習錄》中還記載了為王學繼承人爭論不休的“四句教”。這四句話是：“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的本意是說，作為人心本體的至善是超越經驗的，它不是具體的善的行為。有所為而為的善是手段，無所為而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間具體的善惡，具體的善行隻是至善之心自然作用的體現。這是告訴人們，不要去執著於具體的善行，而要認識自己的本心。
“四句教”對人心本體的界定，和宋代哲學家程顥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顥說：“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王陽明說的無善無惡就是無心無情，沒有先入之見。有了這種心，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
《傳習錄》是一部較為純粹的哲學著作，總結了王學之大成，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而陽明學說作為中國儒學最後一個高峰和近世啟蒙思想的先導，其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超越時空的。晚清許多誌士仁人對王陽明禮讚有加：林則徐稱讚王氏為“國家所禱祈以求”之才，魏源更直截了當地稱頌王陽明是“百世之師”，左宗棠也稱他是“卓然一代偉人”。在清末革命派中，宋教仁、陳天華等亦多“服膺”王氏之言，更有人將他抬到“亞聖”地位。直到今天，王陽明的思想仍有其深刻的影響，在中國文化思想史及哲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傳習錄》與陽明學說
王守仁的語錄，由他一位弟子筆記並選編為《傳習錄》，其中有一段說：“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雲：‘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又有一段說：“先生曰：‘爾看這個天地中間，什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嚐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麼叫做心？’對曰：‘隻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隻有這個靈明。人隻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由這幾段話，我們可以知道，王守仁的宇宙的概念是什麼意思。在他的這個概念中，宇宙是一個精神的整體，其中隻有一個世界，就是我們自己體驗到的這個具體的實際的世界。這樣，當然就沒有朱熹如此著重強調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
王守仁也主張心即理：他說：“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從這些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熹與王陽明的不同，以及兩人所代表的學派的不同。根據朱熹的係統，那就隻能說，因有孝之理，故有孝親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過來說。但是王守仁所說的，恰恰是反過來說。根據王守仁的係統，則如果沒有心，也就沒有理。如此，則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守仁用這樣的宇宙的概念，給予《大學》以形而上學的根據。我們從第十六章已經知道，《大學》有所謂“三綱領”：“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又歸結為一綱領：明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