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不過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無論善惡，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並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們對事物作出直接的本能的反應時，此心就總是自己把自己顯示出來。“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就是說明這一點的好例。我們對事物的最初反應，使我們自然而自發地知道是為是，非為非。這種知，是我們本性的表現，王守仁稱之為“良知”。我們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遵從這種知的指示，毫不猶豫地前進。因為如果我們要尋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這些指示，那就是對於良知有所增損，因而也就喪失至善了。這種尋找借口的行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據說，楊簡初見陸九淵，問：“如何是本心？”不妨順便提一下，“本心”本來是禪宗術語，但是也成為新儒家陸王學派使用的術語。陸九淵引《孟子》的“四端”為答。楊簡說他兒時已讀此段，但是還是不知道如何是本心。楊此時任富陽主簿，談話中間還要辦公，斷了一場賣扇子的官司。事辦完了，又麵向陸九淵，再問這個問題。陸說：“適聞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本心。”楊說：“止如斯耶？”陸大聲說：“更何有也！”楊頓悟，乃拜陸為師。
另有一個故事說，有個王守仁的門人，夜間在房內捉得一賊。他對賊講一番良知的道理，賊大笑，問他：“請告訴我，我的良知在哪裏？”當時是熱天，他叫賊脫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說：“天太熱了，為什麼不把褲子也脫掉？”賊猶豫了，說：“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賊大喝：“這就是你的良知！”
這個故事沒有說，通過談話，這個賊是否發生了頓悟。但是它和前一個故事，都用的是禪宗教人覺悟的標準的方法。兩個故事說明人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他的本心的表現，通過良知他直接知道是為是，非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聖人。為什麼王守仁的門徒慣於說“滿街都是聖人”，就是這個緣故。
這句話的意思是，人人有做聖人的潛能。他可能成為實際的聖人，隻要他遵從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換句話說，他需要做的，是將他的良知付諸實踐，或者用王守仁的術語說，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學的中心觀念，王守仁在晚年就隻講這三個字。（馮友蘭）
王陽明的“心學”
程朱理學在明初被樹立為官方意識形態後，一直占據思想界的統治地位，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明中葉。弘治年間，王陽明創立“心學”，標誌著理學統治地位的瓦解，由孔子開創的儒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最重要的著作《傳習錄》中，陽明把“心”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他直截了當地說：“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者，心即是天，言心則天地萬物斯舉矣。”又進一步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這就是說，萬物都是由人心派生出來的東西，隻有用心去關照時它們才會真正存在。這樣，“心學”就完成了對理學“天理至上”的顛覆。
很多人以為“心學”與理學是針鋒相對的，其實不然。例如陽明說：“心即理。”他並不否認理的存在。他也不反對格物窮理，他說：“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嚐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從這個意義上說，“心學”的產生是為了理學的振衰起弊。那麼二者的根本區別在哪呢？《傳習錄》二雲：“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可見，陽明認為，理是存在的，但必須由“心”裏去求，也就是說，心先於理，按陽明的意思，心不僅先於理，心還先於萬物。我們可以拿陽明論君臣倫理的話看出二者的區別。《傳習錄》雲：“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就是說，有心才有理。而按照朱熹的話來說，則是“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裏，無論有沒有心，理照樣在那裏。”（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