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明末清初1613年—1682年）
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麵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
——國學大師梁啟超
大多數學者認為，清代考據學的鼻祖是顧炎武。後世乾嘉學者精深的考據研究，確實是與顧炎武的路子一脈相承，但卻很難再有他那種生氣淋漓的氣象。顧炎武生於明末清初天崩地坼的時代，經曆了國破家亡的巨變，強烈的悲憤與痛苦終其一生都無法磨滅。在那個動蕩的曆史時期裏，在文人武將、舉人學子、隱士逸民的群像中，他跋涉大江南北，延續著“不可絕於天地間”的一線曆史文化之血脈。因此被視為當時後世學風與人格的典範，也成為一種薪盡火傳、不屈前行、昭於天地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顧炎武在清初一反崇尚空談的學風，力倡經世致用，獨辟學術新徑，成為舉世公認的一代樸學大師，也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開風氣之先的人物。古人所追求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在顧炎武這裏，既落實為一種生活方式，也體現為一種生活境界。他倡導經學研究，反對唯心空談；他學問淵博，於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晚年治經，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後來考據學中的吳派、皖派都有影響，被譽為“一代儒宗”。
顧炎武一生著述等身，《日知錄》堪稱是他生平學問的精華。顧炎武從30歲起，每逢讀書均作筆記。至60歲時，對所做筆錄，反複探究，長期思索，多次修訂，才成此書。全書計32卷，涉及麵極為廣泛，有經學、政治、經濟、軍事、藝術、天象、術數、曆史、地理等等。《日知錄》不僅內容豐富，更融貫了顧炎武對於曆史、社會、學術的深刻思考和反思，可謂博大精深，深為後世學人所推重。《日知錄》當中以考據研究經史之學的治學方法，在清朝被眾多學者所接受並發揚光大，成就卓著，而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著述終身、義不仕清的操守品格，則是他為後人留下的另一種寶貴遺產。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是他“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顧氏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說“比乃刻《日知錄》二本，雖未敢必其垂後，而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輯補·與人劄》）。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於山”。他說，當今的人寫書，就像當今的人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做廢銅鑄錢。鑄出的錢，既粗惡，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毀壞，豈不兩失？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紮實，堪稱楷模。這在《日知錄》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現在，人們仍然常常用顧炎武“采銅於山”的比喻，說明曆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氏於初刻本卷首對此有說明，以示其篤學之誌。在顧炎武生前，《日知錄》隻有八卷本行世。顧炎武去世後，門下弟子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稍事整理，刪改了觸犯時忌的字眼，於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陽刊刻成書，共32卷，稱為遂初堂本，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常見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