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內容豐富，貫通古今。後人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30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可見，《日知錄》是寄托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日知錄》的思想非常豐富。第一，顧炎武繼承和發展了我國愛國主義的思想傳統。顧炎武把忠君與愛國做了區分比較：“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夷之防，所係者在天下。”把忠君思想提升到應該服從於保衛中原文化傳統的這一較高層次上，可以說是對忠君愛國思想理論的一大突破。在對忠君與愛國思想做了區分之後，顧炎武又提出了區別“亡國”與“亡天下”的著名論點。第二，顧炎武主張擯棄宋明理學的空談，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宋明理學，主要針對王陽明的心學，展開了猛烈的抨擊。他提出“經世致用”、“引古籌今”。他主張要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論述，還原到日常的經驗之中去，避免清談妙悟，將著眼點轉移到探討論證於國計民生有關的許多現實問題上來，實實在在地做些事情。基於求實的原則，顧炎武把是否“有益於天下”作為治學的準則。第三，顧炎武主張建立限製君主“獨治”的政治體製。他認為國事需要“眾治”，認為“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而利繁（政治不清明）矣，眾治之而刑措（政治清明）矣”。並進而提出各級地方官分權的見解。在這裏，他實際上是對文化思想上的專製主義，對壓製言論的行為進行了批判。第四，顧炎武提出了農工商皆為本的經濟思想。工農商並重、發展工商，這種觀點也在客觀上反映了城鄉工商業者的利益和願望。
另外，對社會風俗的關注也是《日知錄》的重要內容之一。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麵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製，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日知錄》當中討論社會風氣的篇章如《兩漢風俗》等都非常精彩。
清學開山祖前朝遺民心
顧炎武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廢書”（潘耒《日知錄序》），廣泛涉獵經、史、音韻、金石、輿地、詩文諸學，在學術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極為豐富，“卷帙之積，幾於等身”（王弘撰語）。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行，可以用“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做人看做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在治學這方麵，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於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結撰而成的一部皇皇巨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