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武詳細考索了曆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汙的關鍵，即在於“士大夫”是否有廉恥；並舉出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曆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於州裏，以佐刑罰之窮”，“鄉舉裏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同時，由於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談，所以“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於信任地方官吏，並賦予其實權，《日知錄》卷9《守令》條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裏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辟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達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係統而具體的論述，他提出：“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而此種局麵的形成，正在於皇權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鑒於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呼：“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具有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