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於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製於郡縣之中”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但“主分權、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曆史輿地之學方麵，顧炎武同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炎武治史，其誌仍在經世致用，曾說：“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在金石考古和曆史地理學方麵，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這兩部著作。這兩部長編性質的書雖然主要出於抄錄，但有斷製，極富價值，不僅為清代曆史地理學的發展開啟了先路，也是後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經濟特別是明代經濟史不可缺少的必讀書。生於明清之際的顧炎武，不僅是舊學術傳統的破壞者，更是新風氣的開創者。他嚴謹樸實的學風、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鍥而不舍的學術實踐、調查研究歸納取證的治學方法，諸多學術門徑的開拓，與其“行己有恥”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輝，既取得了宏富的學術成就，又對整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後人尊奉顧炎武為漢學之“不祧之祖”，雖然未獲炎武之心，但炎武實足以當之，他不愧為清初學術界之一位繼往開來的大師。（邱進之）
明清之際的思想碑石
顧亭林《初刻日知錄自序》雲：
炎武所著《日知錄》曆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顧亭林做此感想時已經64歲。《日知錄》的著述已延續了30多年，此書在士林早有名聲，顧亭林卻仍舊說“未敢自以為定”。“老而益進”四字點題，它足以概括顧亭林晚年不凡的生命過程。顧亭林親曆著一個天崩地裂的時代，所以“今是而昨非”的揚棄，其意義已超出了一個個體生命的獨善其身、自我完善，而開啟了在曆史大變局下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對待民族存亡、本土文化，及為人氣節等重大問題上“處變之則”的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又因其晚年坎坷的經曆，凸現其情深如許的靈魂，使這種文化精神彌漫著博大的人格化情懷。此情懷數百年繚繞不散，印證著自明清以降，中國曆代優秀知識分子在現實中所經曆的命運曆程及在精神世界中走過的心路曆程。
可以相信，若顧亭林晚年再多幾個“十年”，《日知錄》的修訂仍將繼續延續下去，直到臨終絕筆為止。這是很難令人釋懷的一種曆史場麵。顧亭林那憂傷的跋涉者的形象已別具一格地留在清代文化學術那琳琅滿目的長廊上。顧亭林式的憤世、憂患以及強烈的愛憎，300年後仍如狀在眼前，握手可感，熾熱逼人。
明末世風澆漓，士風尤其衰頹，在晚年顧亭林從未停止對其做文化意義的批判。其憤世之深，憂傷之切，及振聾發聵之效，直啟20世紀前期不少思想者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日知錄》“廉恥”條有雲：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鬆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嚐無獨醒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