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亭林不是第一個憤世傷時者，可是說顧亭林是千年間將士風與國運緊密結合起來考察，以辨天下興亡軌跡的突出學者，大概是不會錯的。十分難能可貴的是，顧亭林的憤世嫉俗並不關乎個人的進退、一己浮沉的悲戚，而具有“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的博大胸襟。這可以說是將自“屈賈”以來遭時不遇而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操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顧亭林對末世士風的批判已近冷酷無情，20多年間，顧亭林在著述或與人書的議論中常常表達了他對士人“無恥”行徑的深惡痛絕。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哉。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與友人論學書》）。這樣的抨擊，比比皆是。很多年過去了，顧亭林筆下有著特別含義的“士風”、“廉恥”、“人心風俗”等詞，依然有著其不滅的震撼力。
在士風糜爛、人心盡喪的千年大變局下，顧氏以“致用”、“實學”激濁揚清，努力使久已不傳及已被歪曲的“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返之淳正；並身體力行，堅定不移，30多年孜孜不倦，以巨大的人格力量、飽經憂患的晚年遭際，在混濁、頹敗的末世，用活生生的形象重新闡釋了罕見的“君子之道”。在當時的士林，已沒有人可以視而不見這樣一個形象；在後世，追溯明末清初這段文化傷心史時，更沒有誰可以漠視這樣一個形象。
這是一塊無法繞過去的思想碑石。（陸鍵東）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傭。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顧炎武從十歲起，就跟隨祖父讀書並受到過比較嚴格的儒家教育，特別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講過很多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顧炎武14歲正式入學，性情耿介，很有誌向，與同鄉歸莊最為要好，並與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學術團體“複社”。兩人性情特異，為鄉裏俗人所不容，被一並稱為“歸奇顧怪”。顧炎武苦讀14載，在科舉上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對於功名舉業逐漸淡薄，於是日益發奮讀書，研究實用之學，這為他以後的學術方向奠定了基礎。
甲申（1644年）之變（即大順軍攻占北京，明崇禎帝自殺，後清兵入關）後，顧炎武積極投身到當時的江南抗清鬥爭當中。公元1645年，清兵南渡長江，攻陷南京，大肆屠殺。江南各地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顧炎武與歸莊、吳其沆等在蘇州、昆山起義。後起義失敗，昆山城陷，死難者4萬餘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蒙難。顧炎武的嗣母王氏聞訊後絕食15天死節，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國恨家仇，嗣母遺言，使顧炎武終生保持了不與清廷合作的態度。此後5年中，顧炎武輾轉於太湖沿岸，聯絡各地抗清誌士，屢經磨難，甚至蒙受牢獄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不可能繼續待在江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