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明末清初1619年—1692年）
船山先生淹貫經史，精於哲理，長於思辨，文章乃其“餘事”。即便如此，基於身世、學術的若幹閑文，依然以其蒼勁之筆、悲涼之氣，深深打動讀者。
——著名學者陳平原
明末清初是個天崩地坼的亂世，卻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學者、思想家和文學家。當時孫奇逢、李顒、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是公認的博學名儒，學術流傳海內，為天下所欽服。而王夫之卻長期隱居在山林之中，不露身影，不與中原及江浙人士往來；不開門講學，也沒有親友推舉。所以一直沒有出仕清朝，得以固守節操，其著述也無人知曉，幾至散佚。明清思想史上習慣顧、黃、王並稱，其實是後世“追認”的結果，當時並沒有多少人讀過王夫之在深山中撰寫的精彩著作。
據《水窗春囈》一書載，王夫之臨終前對子孫說：“吾書二百年後始顯。”果然不出其所料，他的著述經長期沉晦之後，終於在道光、鹹豐之後大顯於天下，並引起許多學者名流的推重。《讀通鑒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這部書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曆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全書共30卷。在書中王夫之分析曆代成敗興亡、盛衰得失，褒貶人物，總結經驗，引古鑒今。這部書文辭精當、縱橫捭闔、遠見卓識、論點獨到，是傳統史論中最為係統和精彩的傑作之一，堪稱“通鑒之通鑒”。
《讀通鑒論》並不是單純的曆史著作。它是閱讀另一部史書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通鑒》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能與《資治通鑒》並讀，對王夫之史論的了解應當會更深一層。這部書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的曆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曆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其內涵遠超出一般史書。
《讀通鑒論》是明代思想家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曆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作者認真研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總結曆史經驗，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對曆史上的治亂興衰做了多方麵的評論。全書60餘萬字，按朝代分為30卷，卷末又附有《敘論》。這些作品往往能發前人所未發，獨抒己見，不同凡響。
王夫之博覽群書，精於考據，他的史論總是言之有據，從不空發議論。評議典章製度、治亂興衰時，往往追溯其本源，譬如“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租庸調之法，拓跋氏始之”。然後備言始末，由源及流，《讀通鑒論》卷二十八講說茶的曆史，卷三十論述古樂衰亡，均證據確鑿，條理明晰。除此之外，王夫之還注意結合時代變遷、曆史背景來闡述曆史事件的成因。如《讀通鑒論》卷二十四論西域在漢朝時是贅疣，在唐朝卻成為邊防重鎮；卷二十六論及唐宋風氣、河北風俗之變遷。由古論今，由今及古，觀點與論述都極為謹嚴。
王夫之有意識地把評史與議政相結合，他認為“讀古人之書”必須“揣當今之爭”，才能“為治之資”。因此王夫之的史論著作不僅貫穿著他的史學思想理論，也滲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論。宋、明理學家崇“三代盛世”，認為三代以下“人欲橫流”，主張“法先王”。王夫之卻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唐虞以前中國社會完全處於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而三代則是“國少而君多……暴君橫取”，人民“秸麵鳩刑，衣能結而食草木”。社會落後生活艱苦，根本不是值得向往的盛世。然而“世益降，物益備”，隨著曆史的發展，物質生活才日益豐富。時代是不斷向前發展進步的，因此必須“趨時更新”，“事隨勢遷而法必變”。
治亂循環論、興亡決定論、天道論與氣數論是王夫之曆史哲學中的幾個重要方麵。《讀通鑒論》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國家的治亂存亡與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並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認識和掌握的。基於這種思想認識，王夫之認為秦始皇廢封建而行郡縣，是曆史進步和曆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郡縣變革的成功是順應了“勢之所趨”，符合“理”——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
在史學方法論上，王夫之集中於批評史事之真偽，凡誇誕、附會、溢美、隱惡之處，都一一予以揭示，使曆史還原其本來麵目。而這種“還原”的方法，又是非常客觀的。《讀通鑒論》的卷末《敘論》中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將自己置身於曆史情境之中，這與西方史學所崇尚的“曆史想象”、後世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所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異曲同工。幽微不明之真相，借此而獲得；日久沉埋的往事，也借此而重現。王夫之《讀通鑒論》等史學著作中以一貫之的史家精神，此刻與曆史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