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讀通鑒論》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關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明王朝，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他從其字裏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借古史來發泄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幹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製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製及其流弊，深度不一。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曆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曆史哲學來。
首先，他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鑒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奸臣敗壞綱紀使國家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幹，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舍本逐末，批評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曆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隻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其次，在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啟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沈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製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曆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勢合一”、“理因乎勢”是王夫之在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結論。“變”是這個曆史哲學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絕之謂也”。就是說，所謂“統”是統一了國家並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是靠武力統一的，還是靠陰謀“篡弑”而來的，隻要它順應了大勢，使國家“合而不離，續而不絕”，就是合理的、正統的，並不在乎它姓李還是姓趙。他說：“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係，以掩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之邪說，與劉歆曆家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
史書從朱熹著成《通鑒綱目》以後，正統的爭論已成為封建史學家所最關心的事，甚至影響到宋、遼、金三史的修撰，遲遲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說完全粉碎了那些一無可取的謬論。如果說黃宗羲是從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出發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專製的理論，那麼，王夫之則是從曆史的不斷變化發展中得到了這一思想。千百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宋元以來，為一家一姓而爭正統的喧吵熱鬧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則為王、為神、為聖，便是得天命、當正統，永遠私有天下，無人敢說不字。而王夫之卻否定了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曆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才合天理，無疑是一個進步。（佚名）
王船山《讀通鑒論》中的曆史批判
《讀通鑒論》是王船山最重要的史論著作之一。由於此論做於晚年，因而所反映的思想和觀點較為成熟，其中所貫串的社會曆史進化思想尤足稱道。船山的《讀通鑒論》不是通常文人的就史論史，更非無聊雅士的“玩史”消閑。而是傾注了他作為前朝遺臣的強烈感情，在痛定之後對改朝換代和成敗得失做反思式的曆史總結，顯得極其深刻。
王船山在仔細考察了曆史發展的過程以後，認為傳統史觀尚有許多“不盡然”之處，需與之一辯。雖然我國史學淵源流長，史家眾多，但綜觀明末以前的史學，特別是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正宗史學，一般都有兩大缺點：一是為循環主義的宿命論；一為複古主義的倒退論。船山對這些頗不以為然，他以曆史事實為依據，進行了有力的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