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5章 讀通鑒論(2)(1 / 2)

一、對循環宿命論的批判

中國曆史上循環宿命史論的典型是所謂“五德終始論”和所謂“三統說”。五德終始說起於上古,其形成較完備的理論則在戰國後期的鄒衍,把上古各代附於五行之數。漢儒董仲舒在“五行”的基礎上又加以發展,提出所謂三統循環的帝王繼統的理論。兩漢時五德三統說盛行,並以讖緯迷信思想作補充,成為官方正統的史學觀。循環史觀在我國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以貫之,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

唯王船山不信邪,偏要辯個明白。他在《讀通鑒論》中指出:“漢儒之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災祥順逆,合者,偶合。不合者,挾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違天,無所不至矣。”認為這些五行災異之類的理論是違背客觀的邪妄之言,雖然有時也能與事實相近似,但充其量不過是偶合而已。這些純屬主觀的想象與客觀現實之間決不可能產生任何必然的承係。即使是漢儒看來很帶神秘感的“改正朔”、“易服色”之類也不例外,改曆易服並非“統紀”變化的標誌,上古科學知識不足,曆法難免不精確,就是漢代以後還多次改曆,何況三代。至於服色的變易則更與“統紀”無關。隨著社會的進步,生產的發展,服色更加豐富多彩也是很正常的。船山從社會曆史發展的角度來解釋改曆易服,一下子將曆代腐儒附上的神秘外衣剝得一幹二淨。他認為有些來路不正的統治者,企圖論證自己是真命天子,授天之命而合法繼統,往往借助於此。“拓跋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欲承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苻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這些大肆鼓囂所謂“繼德承統”者,即非“夷狄”,便是“篡臣”,哪裏還有什麼德可言,挾私意惑天下之意甚明。可見五德三統循環之說完全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一派胡言。

既然五德三統為無稽之談,那始於五德的正統之論當然就更不值一駁了。船山認為:“統之為言,合而並之之謂也,因而續之之謂也。而天下之不合與不續也多矣。”三代以上不可詳考,自三代至明幾千年的曆史,有過許多次分裂,統一王朝更難世代相承,而一離一合,治亂相間,哪裏有什麼“統”。他又問道:“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幹,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既不正矣,而不孰為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邪?”此兩難推理是何等有力,使“正統論”不攻自破。進而“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偉哉船山!此說已不僅僅是對正統論的否定,其鋒芒直指家天下的封建專製製度。

二、對複古倒退論的批判

崇拜先王,主張複古是傳統史觀另一鮮明的特點。自孔子起,曆代儒生學者大都認為,上古三代是替天立極的所謂盛王之世,是聖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而後則一代不如一代。曆史運動的趨勢總是倒著走,今不如昔,來不如今。曆代學者皆以為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就連近代以倡維新而聞名的康有為也未能免俗,其在為改良大聲竭呼之時竟也求助於此。可見傳統史觀影響之巨大。

但王船山卻以為“不盡然”,他在《讀通鑒論》卷二十中寫下了如下的文字:“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人之異於禽獸無幾也。”簡直鬥膽,竟敢說三皇五帝的時代與禽獸差不了多少。接著寫道:“若夫三代之季,尤曆曆可征焉,當紂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國之浮奔,亦孔醜矣。”可見三代絕非天堂。因此船山認為:“在帝王經理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敗,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愈也多矣。”可以想見“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最後他直截了當地批評康節“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心。”

誠然,船山不懂得曆史唯物主義的發展史觀,但他不拘泥於聖人之說,不受傳統成見束縛,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實事求是地考察曆史演進,竟得出了近乎科學的結論:人類社會的曆史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不斷走向文明的曆史。這是曆史發展的客觀現實。但由於中國古代思想界尊奉孔孟為聖人,長期以來僅滿足於注疏解釋聖人的經典,少有獨立思維,因為科舉製,使知識分子求功名實利者多,而求真理者寡。故絕少有人思考傳統思想是否合於曆史的真實。王船山之所以能卓爾不群提出與眾不同的進化史觀,亦是時代使然。他作為亡明之遺臣,功名利祿早已離他遠去,他隻想埋頭書卷苦尋亡明之因,故能客觀的讀史論史,辯以往史著之“不盡然”,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思想財富。(陳斯風)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是明末清初時期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明亡之後曾經舉兵反清,失敗後杜門不出,一心著述。晚年隱居在湖南衡陽縣曲蘭鄉(今船山鄉)石船山,故自號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後人稱船山先生。有《船山遺書》、《船山詩文集》。

王夫之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人口眾多,生活富裕,在衡州稱“族盛”。父親王朝聘曾經兩中副榜,後入國子監攻讀;二叔和三叔都是郡文學,三家子弟也多承習詩書。王夫之自幼受家學熏陶,從小穎悟過人。4歲入私塾讀書,7歲讀完了《十三經》,此後一邊跟父親學習經義,另一方麵又大量閱讀各類書籍。12歲便能詠詩做對,通曉文辭,以文會友,嶄露頭角,成為當時有名的少年才子。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19歲的王夫之來到長沙嶽麓書院讀書。他在這裏飽覽藏書,專注學問,與師友們“聚首論文,相得甚歡”,為以後的學術活動打下了良好基礎。在他23歲時,湖廣提學檢事高世泰歲試衡州,將他的文章列為一等,給予了“忠義肝膽”、“情見乎辭”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