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富才名的王夫之原本想一心報國、施展抱負，卻無奈以一介文士之身而適逢亂世。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5月，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明朝滅亡。王夫之心痛欲絕，寫下《悲憤詩》一百韻，以抒發自己的心境；同年遷居衡山下，築茅屋，名“續夢庵”。他出門時，手擎雨傘，腳踏木屐，用此舉來表示自己“頭不頂清朝天，腳不踏清朝地”這種不屈的民族氣節。
清順治三年（1646年）夏，王夫之隻身趕赴湘陰，建議調和南北督師矛盾，聯合農民起義軍協力抗清，但此行毫無結果，失望而歸。此後，他又組織或參與過幾次抗清起義，均以失敗告終；流落零陵、常寧的荒山野嶺之間，《周易外傳》等書就是在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寫成的。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王夫之在衡陽湘江西邊的石船山下築湘西草堂，他一生最後17年就住在這裏，大部分著作也在這裏寫成。
湘西草堂當時是“食禽過不棲”的窮地方，但王夫之“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這時期，王夫之貧病交加，還受到清朝統治者的監視，常常早晨起來發現紙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窺視他的行動。在艱難的處境中，他毫不沮喪懈怠，《思問錄》內外篇，《張子正蒙注》、重訂《尚書引義》等重要哲學著作；《讀通鑒論》、《宋論》等係統史論著作；以及詩論《南窗漫記》、《夕堂永同緒論》等，均在這段時間內先後成稿。他的兒子在《行狀》中說父親自從隱居以來，“啟甕牖，秉孤燈，讀十三經”，“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年邁之時，手腕沒有力氣研墨，手指沒有力氣握住筆，卻還是堅持讀書，筆耕不輟，為後人留下了極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王夫之病逝，享年74歲。他勤懇述凡40年，有著作100餘種，400餘卷，近800萬字。王夫之的詩、文、詞皆工。他的散文縱橫捭闔，表現著雄肆的氣概。其詩詞以寫抗清經曆及寄托亡國之痛的為最佳，信筆所至，往往衝破音律的限製，揭示了亡國哀怨之深。他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及現實性，以繼承《詩經》的“興、觀、群、怨”為旨歸；認為創作必須有作者生活經曆為基礎。他在《薑齋詩話》中說：“身之所曆，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強調詩歌必須重情重意，情景交融，他認為文學創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強立“門庭”，強立“死法”，黨同伐異，趨於模擬。這些對於清代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因為王夫之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200年一直埋沒不彰，直到19世紀40年代才有鄒漢勳、鄧顯鶴整理編校的《船山遺書》問世。此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使他的學說廣為人知，從而對近代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曾國藩借重他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觀念；維新人士吸收他“變化日新”的社會變動觀倡言改革；辛亥誌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清革命；民國初年，劉人熙等人在長沙設立船山學社，創辦《船山學報》，鼓吹保護國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的楊昌濟對王夫之的知行學說倍加讚賞，主張力行實踐，並影響了青年毛澤東。時至今日，船山先生的諸多傑出論著，依然閃爍著燦爛的光輝。
《船山遺書》是王夫之著述的總集。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麵”的創新精神，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全麵、係統而深刻的反思，寫下了大量富有創見性的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曆史、文化等，成為300年來許多進步思想家的啟蒙者。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影響最大的一個散文流派，創始人為方苞，經劉大魁、姚鼐等人的發展，形成完整的理論，三人並稱“桐城三祖”，姚鼐被稱為領袖。姚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室名惜抱軒，清代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九年辭官後，曾在江寧、揚州等地書院講學40餘年。治學以經為主，兼及子、史、詩文，作品多為書序、碑傳之類，著有以其室名命名的《惜抱軒全集》。他秉承了“文道合一”的主張，講究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長，注重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寫景散文尤有獨特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