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重點描述了公元前8～ 前7世紀的那次民族大遷徙。黑海北岸的原住民奇姆美利亞人被東方來的斯奇提亞人趕出家園，後者又是迫於依賽多涅斯人的強大壓力西遷的，依賽多涅斯人是被更東方的鄰居阿裏馬斯波依人（獨目人）驅逐的。在此後的2000年中，類似多米諾骨牌式的遷徙多次沿著絲綢之路發生。
中國學者楊憲益認為，希羅多德所記錄的這次大遷徙，其源頭就在於中國陝西關中地區。公元前8～前7世紀，秦國軍隊對遊牧民族“西戎”展開連續軍事進攻，最終迫使西戎西遷，結果引起連鎖反應，最後大遷徙的浪頭直至地中海東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絲綢也隨著民族遷徙之路而西運。
希羅多德之後200年，年輕的亞曆山大大帝率軍遠征。隻用了3年時間，希臘軍隊便橫掃中亞，占領了阿富汗的東北部巴爾赫（巴特克拉），並北渡阿姆河攻占中亞的核心區域——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第二年，亞曆山大向南翻越興都庫什山，占領印度河流域。
作為亞裏士多德的學生，亞曆山大不僅要做世界征服者，還要成為世界的發現者。《亞曆山大遠征記》的作者，公元2世紀的曆史學家阿德裏安寫道：“他（亞曆山大）永遠要把目光投向遠方，尋找那些他還未曾見過的東西。”
在亞曆山大的遠征軍中，不僅有詩人、哲學家，還包括了地理學家、民族學家、曆史學家，甚至配備了專業的測量隊伍。測量隊員的主要職責是測繪道路裏程、山脈高度以及河道寬深等，並負責把數據記入“行軍日誌”。亞曆山大每占領一個區域，就會組織一個探險隊去考察當地的情況。保羅·佩迪什認為：“亞曆山大的遠征不僅改變了曆史的進程，而且積累了大量新穎的有關亞洲氣候、生物和種族方麵的資料，從而打破了地理學知識和思想的舊框框”。
亞曆山大的地理學家們對絲綢之路上的河流進行了考察。他們對於西亞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的情況了解得最清楚，對於它們的發源地、流量、走向與季節性特征都有比較正確的描述。對於中亞的兩條大河——錫爾河和阿姆河，他們也比希羅多德了解得更多，不再認為它們是一條河流。但他們把兩條河的流向搞錯了，認為它們都流進了裏海，而不是鹹海。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希臘地理學家們始終不清楚還有裏鹹海的存在。或者把這兩個大湖混同在了一起。畢竟裏海與鹹海之間的距離不遠，中間隻隔著一片荒漠。在古代，裏海和鹹海的水域麵積都比現在更大，因此它們之間的距離也更短。
關於裏海究竟是大海還是湖泊的問題，希臘人也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們深受古希臘地理學的影響，信奉“海洋包圍大陸”的學說，因此斷定裏海一定是和海洋相連的內海或者海灣。甚至他們進一步認為，裏海是和黑海相連通的。為了解答這個疑問，亞曆山大在行軍途中曾經打算親自駕船考察裏海，他還想搞清楚裏海是否和印度洋也是聯通的。但遺憾的是，這個計劃因為戰爭的進程而擱淺了。
後來，塞琉古王朝曾經派出探險家帕特羅克勒進行了一次裏海航行。結果非但沒有得出正確結論，反而製造了新的錯誤。這位裏海探險家不僅認定阿姆河和錫爾河直接流進了裏海，而且還指出，裏海就是北方大海向南伸進大陸的一個海灣。
隻有當時西方古典地理學家托勒密才回到了希羅多德的立場，在他繪製的世界地圖上，裏海是一個封閉的巨大湖泊。這個錯誤一直延續了1000多年，直到13世紀，歐洲人才完全接受了裏海是一個內陸湖泊的現實。
希臘人對絲綢之路沿線、中亞地區的探索並沒有持續多久。亞曆山大東征返回後不久便去世了，龐大的帝國隨即分裂。此後，希臘文明逐漸退出了中亞地區。費爾幹納盆地是希臘文明到達的最東邊界，他們最終沒有能夠向西越過天山或者帕米爾高原。因此，對於山那一邊的華夏文明他們了解不多，隻知道東方有一個名為賽裏斯的神秘大國。這個國家出產華美的絲綢。
走出神話
中國人對於中亞地理的官方探索要晚於西方人。這一方麵在於地理條件限製，從東部進入中亞要麵臨大漠與高山的挑戰，而由西方進入難度則小得多。另一方麵，遊牧民族的襲擾阻斷了中國與西方的聯係。
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國對於西部世界的了解還處於神話與傳說階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穆天子傳》中所傳遞的信息。總共8500多字的《穆天子傳》，大概成書於公元前4世紀之前。書中假托周穆王（生活在公元前10世紀前後）西征，敘述了一次赴西方的旅行。他駕車由洛陽出發首先北上來到河套-陰山地區，然後西行到達昆侖山，最終抵達西王母之邦。周穆王和西王母互贈禮物，暢飲吟唱，最後依依惜別。整個故事撲朔迷離，讀來令人無限神往。
西王母之邦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極西之地。書中還提到了昆侖之丘、群玉之山、舂山、瑤池等地理名稱。學者們對這些位置有很大爭議。一部分意見認為，昆侖之丘相當於新疆北部的阿爾泰山，瑤池可能是神話了的齋桑泊，位於阿爾泰山西麓哈薩克斯坦境內，西王母之邦則可能相當於希羅多德所說的阿裏馬斯波依人（獨目人）。另一派認為，昆侖山、舂山、群玉之山都指的是現在的昆侖山位置。由於文獻資料太少，缺乏具體的證據，周穆王西行的故事隻能當作傳聞來看待。但這些充滿了神話般的幻想，為中國人打開了窺視新奇世界的一個窗口。
第一位真正以雙腳考察西方的探險家是張騫，他為漢朝人帶來了更多真實的材料，《史記·大宛列傳》體現了當時人們對西方的認識水平。在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人的地理觀念仍帶有濃厚的命定色彩：中國位居世界的中央，北麵是大漠戈壁，西麵是冰峰雪嶺，東麵是汪洋大海，南麵是“瘴癘之地”——熱帶叢林。這些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仿佛是上天安排在華夏四陲的。四陲與中央之間為“四方蠻夷”雜居之地，而四陲之外就不是凡人能輕易涉足的地方了。這種封閉性的地理觀念是中國古代“內斂性”宗法社會的反映。它對華夏先民外出探索新的世界無疑起了一定的束縛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張騫所代表的西漢王朝是一個破局者。他每向前走一步都意味著一個新的紀錄誕生；每帶回一份信息都會填補認識上的空白；每產生一個疑問都會引發後人的不懈求索。及至東漢甘英出使，欲往大秦（羅馬帝國），至安息（波斯伊朗）西界而返，又了解了中國人許多前所未聞的知識。東晉法顯以64歲高齡前往印度求法，兩度穿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第一次實地考察了南亞次大陸。玄奘更是在十餘年的時間裏，橫穿新疆、中亞，足跡遍布印度全境，帶回了130多個國家的信息。他的《大唐西域記》成為古代地理曆史學的巔峰之作，是了解中亞與印度的百科全書。作為戰俘，唐朝人杜環遊曆了阿拉伯地區，到訪聖城耶路撒冷，並最終抵達了非洲。維吾爾景教徒拉班·掃馬，是古代中國行走最遠的人。他從北京出發沿絲綢之路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由伊斯坦布爾渡過地中海先後抵達了那不勒斯、羅馬和法國的波爾多，並參見了羅馬教皇和英、法國王。
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也隨著絲綢之路而不斷拓展。對外界了解越多，對未知世界的興趣也就越大。魏晉人魚豢麵對一個越來越廣闊的外部世界，深有渺小之感。他在《魏略·西戎傳》中寫道：“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遊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他真切地感到，對於中國之外的那個世界，人們的認識無論怎樣都是非常有限的。
張騫之後的1000多年中，中國人開始成為探索絲綢之路的主力軍。一方麵原因在於，華夏文明處於世界大的領先地位，希望與其他國家建立密切的聯係。另一方麵，中國人的思想並沒有囿於封閉的“天下觀”之中，他們對外部世界充滿興趣。
地理空間
了解外部世界，首先從地理開始。在中國人踏足西域之前，對於河西走廊以西的地理狀況並沒有太多的知識。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幾座重要山脈的命名十分混亂。
祁連山、天山、昆侖山是我國西部的三座重要山脈。祁連山位於河西走廊南側，天山位於塔裏木盆地北側，昆侖山位於塔裏木盆地南側。很長時期以來，三座山的名字糾纏不清。在先秦時代，祁連山被稱為“昆山”，即昆侖山。後來，天山與祁連山顛倒混用。在一些史籍中，天山又被稱為祁羅漫山。實際上，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無論昆侖山、祁連山還是祁羅漫山，都是吐火羅語“klyomo”的音譯，即“聖天”之意。也就是說天山實際也是klyomo的意譯。
使用吐火羅語的大月氏人曾活動在天山-祁連山地區，因此“klyomo”便作為地名傳入中原。經幾次不同的轉譯便形成了昆侖山、祁連山、天山的混用。由於河西走廊是玉石輸入中原的通道，先秦人認為玉就產自大月氏人附近的山中。於是昆侖山便和玉有了明確的關聯。當張騫報告於闐南山產玉後，漢武帝便將南山命名為昆侖山。隨著中國對西部山水的了解逐漸清晰，這三座山的名稱才陸續固定了下來。
隨著中國對絲綢之路的實地探索，西部山水地理麵貌逐漸清晰了起來。這些地理信息作為重要的資料，被編入國家正史。
《漢書》首開《西域傳》的體例，記載了近50個國家的狀況。這些信息包括：國家首都，與長安的距離，戶、口、士兵人數，和西域都護治所的距離，以及相鄰國家、風土物產，最後是該國與漢王朝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以長安為中心的同心圓，西域諸國根據距離長安的遠近，以及是否處於漢朝的政治控製範圍——在班固筆下被分為“至都護治……裏”或“不屬都護”兩類。它們都被一一安置在這個同心圓中，從而構成了“內臣”、“外臣”和“不臣”三層次。
在漢朝，安息（位於伊朗的帕提亞帝國）是記錄中最遠的國家。其國度和櫝城（今伊朗達姆甘）距離洛陽二萬五千裏，東界木鹿距離洛陽二萬裏。盡管數據未必準確，但還是可以推測，漢帝國對於當時西方重要城市都做了道路測量。
根據這些記載，我們對西域國家有了初步了解。如最大國家（烏孫）人口達到了60多萬，而小國如休循，人口隻有1000人。按照人口比例推算，士兵數平均占成年男子的1/3。
從《漢書》開始，編撰者尤其重視絲綢之路的走向，把每一次道路變化都記錄在案。如《漢書·西域傳》概括：“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至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至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
奄蔡後來又被稱為阿蘭人，即西方文獻中的哥特人（Goth），最早居住在鹹海附近。鹹海幾乎脫離了古希臘羅馬人的視野，不過漢代中國人已對它有所了解。《史記·大宛列傳》說於闐（和田）之西的河流注入“西海”，這個“西海”應當就是鹹海。又說奄蔡“臨大澤，無崖。蓋北海雲”。這裏的北海可能指鹹海，也可能把鹹海和裏海兩大湖都包括在內了。
589年，隋王朝一統江山，漢末以來數世紀的戰亂結束，域內至此再告安定。隋煬帝好大喜功，經營西域之心膨脹。當時西域商人多到張掖經商，隋煬帝的大臣裴矩秉承煬帝旨意，向這些商人詳細了解絲綢之路沿線的山川地理及交通線，寫成了《西域圖記》三卷，記述了44國的地理位置、風土人情，並配有西方人的畫像，很可能是畫師依照當時到敦煌的東羅馬人所作。但遺憾的是《西域圖記》連通畫像早已佚失，隻有《隋書·裴矩傳》保存了絲綢之路的三條路線，道路的終點為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和西海（地中海與黑海）。
依據裴矩的記述：絲路南道經塔裏木盆地南緣，越蔥嶺，至阿富汗北部後南下，沿印度河至印度河口和印度西海岸；中道沿塔裏木盆地北緣，越蔥嶺西去，經伊朗高原到達地中海東岸；北道為“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北流河水”即錫爾河。這條道路的走向是，從伊吾（哈密）翻越天山，出蒲類海（即巴裏坤湖），沿天山北路西行，過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沿錫爾河（北流河水）繞鹹海北岸西行，經裏海之北跨烏拉爾河和伏爾加河，到達黑海。
早在5世紀北魏時期，中國人對整個西域地理就有了整體性的認識，並對這一區域按地理特征進行了劃區。437年，北魏使者董琬和高明出使烏孫、破洛那（大宛，費爾幹納）和者舌（烏茲別克塔什幹）。董琬出使後將西域分為四個區域。第一區為蔥嶺以東到沙漠以西，即帕米爾到玉門關、陽關，現在新疆地區。第二區為蔥嶺以西至海曲東，即蔥嶺以西中亞北部地區，現在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幹納盆地一帶。海曲指的是鹹海。第三區域為“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即現在阿富汗東部巴基斯坦北部，西方稱吐火羅斯坦。第四區域為“兩海之間，水澤以南”，即鹹海與北海之間，是北方遊牧民族之地。
對於第四區域“海曲”與“水澤”的位置，學者們也存在著較大爭議。絲綢之路專家餘太山認為，“兩海”指意大利半島東麵的亞得裏亞海和西麵的第勒尼安海，“水澤”指黑海。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早在5世紀，歐洲地中海區域已經進入中國人的地理視野。
事實上，在北魏時期，絲綢之路上重要交通樞紐、核心城市，都已經被中國史籍記錄。中亞兩條重要河流——阿姆河與錫爾河都按照當地讀音，為中國史家命名。如錫爾河，隋唐時期被中國稱為“藥殺水”，是中古波斯語Jaxsarta之音譯，意為珍珠。其發源於天山，上遊流經費爾幹納盆地，下遊經過克齊爾庫姆沙漠的東緣，注入鹹海。在曆史上成為遊牧民族與定居居民的分界線。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越過蔥嶺後，便南渡錫爾河，再西去地中海東岸。
許多絲綢之路的探索通過親自考察，不僅為地形地貌留下了生動的敘述，同時也糾正了一些錯誤認識。北魏時期使者宋雲曾前往中亞地區，返回後寫下了《宋雲行紀》。這本書雖然散失，但一部分內容被《洛陽珈藍記》收錄。
《宋雲行紀》關於蔥嶺的描述十分珍貴。《史記》等古籍以和田為東西水流的分道之地。宋雲最終修正了這一錯誤，指出蔥嶺才是塔裏木河與阿姆河的真正分水嶺，“自蔥嶺已西，水皆流入海”，“東北流向沙勒”。沙勒是疏勒的異音，即今天的喀什。他描述攀越蔥嶺“懸度”（懸索橋）的驚險——“鐵鎖為橋，懸虛為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蔥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人煙，山中有個缽和國，地處今阿富汗的瓦罕走廊，這裏的國王“因山為城”，人民則“窟穴而居”、“人畜相依”。
在南宋僧人誌磐編纂的《佛祖統紀》中，收錄了一幅紙本雕版墨印的《漢西域諸國圖》，縱20厘米，橫28厘米。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關於絲綢之路地圖，表現的是漢朝時期西域諸國地理情形和佛教傳播路線的曆史地圖。
這幅地圖東起蘭州，西至地中海（西海）、羅馬帝國（大秦），南抵昆侖山（石山），北到蒙古大戈壁（瀚海），形象地描繪了天山、蔥嶺、昆侖山、積石山等山脈，並用雙曲線繪出黃河上遊河道，用魚鱗式水波紋描繪海洋。塔裏木河（蔥河）置於全圖中央，由西向東流入羅布泊（蒲昌海），在其南北清晰地繪出中原通往西域的兩條路線，即絲綢之路的南線和中線。全圖一共標注了70多處地名。除地名注記外，圖上還有文字說明西域政區建置和交通裏程。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將河西走廊至地中海東岸沿途所經行的主要國家、地名及其相互之間的通路繪製成圖。
繪於明代中期的《蒙古山水地圖》，則代表了中國絲綢之路地理知識的高峰。全圖長30.12米、寬0.59米，以吳門畫派風格繪製。地圖東起明朝的邊關嘉峪關西至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寫有211個明代地名，涉及歐、亞、非三大洲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場麵宏大，氣勢磅礴，堪稱“中世紀的世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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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蒙古山水地圖》沒有采用西式的圓錐投影法作圖，也沒有用中式裏格繪圖法，但依舊準確地表現出了各城市的位置關係。圖上地名龐雜，來源於突厥、蒙古、粟特、阿拉伯、希臘以及亞美尼亞語，都被中文注音記錄。
民族與曆史
歐亞大陸腹地活躍著許多不同的民族，絲綢之路是他們遷徙與交融的舞台。一些民族如同草原上的風，倏忽而過，中國人在向西探索的過程中，不斷發現並追蹤“她們”的故事，為他們留下了寶貴的記錄。就像考古學家斯坦因所說：“我們關於中亞的曆史知識之大部分皆來自漢文史料，而且關於中亞古代的基本事實也來源於漢文史料。”
大月氏屬吐火羅人，是西漢王朝最先想結交的西域國家，也是中亞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大國。先秦文獻《管子》中說“北用禺氏之玉”。這個禺氏就是大月氏，也稱月氏。他們曾居住在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鄰居。
公元前2世紀，月氏人先後被匈奴和烏孫趕出家園，經過40餘年的遷徙，從河西走廊輾轉來到阿姆河流域，最後占領大夏國（巴克特拉），國都也遷到了阿姆河南岸的藍氏城。同時，月氏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深受大夏影響，從遊牧逐漸向定居農業轉變。《史記》、《漢書》都對大月氏的遷徙曆程做了詳細的記錄。
遷徙到阿姆河流域的月氏，很快分裂為五個國家，分屬五翎侯。《後漢書》詳細記載了五翎侯的名字與領土分布，其中最強大的為貴霜。大約在公元1世紀20年代，貴霜翎侯丘就卻統一了五部，後來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建立貴霜帝國。其後貴霜帝國不斷擴張，從阿姆河直到恒河中遊的廣袤地區都納入了貴霜帝國的統治之下，領土包括現在阿富汗東南部、烏茲別克斯坦中部、巴基斯坦、克什米爾以及印度北部。直到公元4世紀衰落前，貴霜帝國一直位居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行列中。絲綢之路上，它與羅馬、安息（帕提亞）、中國並列為同一時期的四大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