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所以發展成為一門世界性宗教，也要歸功於月氏人。他們以佛教立國，隨著帝國的擴張，佛教也被推廣到東方各地。月氏人對佛教傳播有兩個重大貢獻：第一，將口頭傳播的佛言寫成文字；第二借鑒希臘羅馬藝術發明了佛像，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犍陀羅藝術”。佛像的出現把佛教從少數掌握文字的僧侶手中解放了出來，普通信徒即使不懂佛經，也可以禮拜佛陀。
這樣一個重要的民族和國家，除了中國史籍外，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載。西方直到19世紀，才知道曆史上曾經有過如此強大和重要的貴霜帝國。
嚈噠是即匈奴、鮮卑之後興起的一支遊牧民族。由於史料的限製，嚈噠的曆史模糊不清處很多。按照餘太山先生的說法，“嚈噠學”迄今還沒有跨出假說階段。根據中國史籍的記載，嚈噠人可能是遊牧於阿爾泰山地區的匈奴人後裔。因其攻占大月氏後，與白種的大月氏人混血，又被歐洲人稱為“白匈奴人”。
4世紀70年代，他們遷至帕米爾高原以西，澤拉夫善河流域。5世紀20年代強大起來的嚈噠人，越過阿姆河進犯波斯薩珊王朝，但被擊退。5世紀30年代，嚈噠人南下吐火羅斯坦，攻滅大月氏人的貴霜王國，在大夏故地建國，以拔底延（Balkh）為都城。與前代的大月氏人的貴霜王國相仿，嚈噠人後來稱霸中亞，達100多年之久。
北魏使者宋雲曾經到訪過嚈噠，並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錄，有助於後代學者認識這樣一個神秘的民族。
宋雲指出了嚈噠鼎盛時期的疆域：東起蔥嶺和闐一帶，南至阿富汗中部的伽色尼及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北抵達天山北麓，西到裏海以東，及伊朗東南呼羅珊地區，勢力強大，“四十餘國，皆來朝賀”。
根據宋雲的記述，嚈噠是遊牧國家，沒有城郭，冬夏逐水草而居，無文字、無禮教，以12月為一年，月無大小，也無閏年。國王居住的大帳篷有40步長，王穿著絲綢做的衣服，坐在金床之上，金床以四隻金鳳凰為床腳。王妃也穿著絲綢做的錦衣，十分華麗，“垂地三尺”，後麵必須有人托起。她頭上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坐在金床之上，金床裝飾有白象和四隻獅子。大臣的妻子們也都戴著角，“狀似寶蓋”。
奔走於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僧侶和商人，帶回了遠方部族的消息。這些信息經過中國史官的記錄，成為研究世界曆史的重要資料。
唐朝時，中國對於阿拉伯人的興起已經有了明確而清晰的認識。《舊唐書》就記載了阿拉伯和伊斯蘭教的發展曆程。波斯胡人（穆罕默德）在摩地那（即麥地那）放駱駝，聽到了獅子人的話：告訴他，“山的西邊有三個山洞，洞中藏有兵器，還有刻在黑石上的白色文字。讀了文字就可以稱王”。
關於“獅子人語”的傳奇，是由穆罕默德清修故事演化而來。傳說穆罕默德在40歲時（610年）離家到麥加東北的希拉山的洞穴隱修。他在冥思中聽到安拉命其以真主名義傳道的啟示，於是開始傳播宗教教義。由於受到麥加貴族的迫害，622年9月20日夜穆罕默德帶領其忠實信徒出走麥加，前往雅特裏布，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雅特裏布改稱“麥迪那”，意為先知之城。在穆罕默德領導下，阿拉伯半島開始了統一的過程。
從《漢書》開始，中國史籍對於西域許多國家都有詳略不一的記載。內容包括人種族源、衣著服飾、風俗習慣、房屋建築、文字、文化與傳說等。這些細節可以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民族、國家的生活、文化與曆史。
在中亞撒馬爾罕，玄奘記錄了一個名為“赭羯”的軍事組織，稱其為“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這實際上是一個驍勇善戰的雇傭兵集團。撒馬爾罕本地居民為粟特人，多經商、務農，所以該國雇傭大量外族勇士保衛這塊土地。赭羯軍隊不僅見於中亞國家，也見於隋唐時代的中原地區。“赭羯”對應古突厥語“sa：g”，意為右側，即原意可能是“右翼的軍隊”。後來，奧斯曼帝國從異族青年中精選出來的皇家騎兵始終保持著居於右翼的習慣。與此相對應，精銳禁衛軍則居左翼，以步兵為主，均屬外族雇傭兵。
中國史家們細心記錄了許多民族的“發型”，分為“辮發”和“剪發”兩種。後來的研究者發現，根據發型不同可以區分他們的文化屬性。一般而言，“辮發”更多受北方遊牧民族影響，“剪發”則受西方波斯文明影響。
大秦與拂菻
在絲綢之路西端的羅馬帝國，在中國的古籍中被稱為“大秦”。羅馬帝國分裂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被稱為拂菻。羅馬是當時世界上與中國並駕齊驅的文明古國，是絲綢的消費大國，也是中原王朝竭力想要交往的對象。公元97年，東漢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受阻於波斯灣，沒有成功。
“大秦”的稱謂很可能來自於古代波斯人對羅馬的稱呼——Dasina，意為“左”，左即西。而在中國史籍中，“秦”之名自漢代起即有“強悍之邦”的意思。“大”字，並非僅指高大，也有遠的意思。因此清華大學曆史教授張緒山認為，“大秦”這個名字可能是中國固有之名與新譯音的結合。兩漢時代中國與羅馬幾乎同時崛起與歐亞大陸兩端，其國力地位，文教製度遙相輝映，為東西兩大強國。中國人以“大秦”即遠方強國稱之，寓意十分巧妙。中國史籍稱東羅馬帝國為“拂菻”。這是“羅馬”（Rum）一詞經中介語言，如亞美尼亞語、波斯語，進入漢文典籍後的譯名。
甘英雖然沒有到達羅馬帝國，但是他向絲綢之路商人和西方諸國通報了中國的廣大富饒，招徠了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賈出訪中國。據羅馬地理學家馬林《地理學導論》記載，東漢初年，有一個名叫梅斯的馬其頓巨商從事東方貿易。他大約在公元99年左右委托代理人組成了商隊。他們可能從地中海東岸的推羅城啟程，經安息首府和櫝城（今伊朗達姆甘）、安息東境的木鹿城（土庫曼斯坦馬雷），進入貴霜帝國境內，再經大夏故都藍氏城，從塔什庫爾幹進入中國，沿絲綢之路南道於闐、樓蘭、敦煌等地，最後於公元100年到達洛陽。他在宮廷受到了漢和帝的接見，並被賜予“金印紫綬”。這件事被東漢宮廷史官記錄在冊，並編入範曄的《後漢書·和帝本紀》。
東羅馬帝國曾經多次遣使前往中國，但遺憾的是，沒有中國的使節到達過拜占庭。唐朝人杜環曾經到達過敘利亞，比較清晰地記錄了東羅馬帝國的地理位置。元朝景教徒拉班·掃馬，也曾到達過伊斯坦布爾，並在羅馬見過教皇。但是他後來沒有回國，沒有寫下見聞。中國史籍關於大秦與拂菻的記錄，大多都來自絲路商人的傳聞。這些信息經過層層傳遞後，又摻入了中國人的想象，便形成了中國對西方文明的最初認知。
在中國人看來羅馬帝國首先是一個極為富饒的國度，珍奇異寶琳琅滿目。如《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條載：“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魏略·西戎傳》所列大秦珍異更多，洋洋灑灑，以致被範曄在《後漢書·西域傳》中譏為“譎怪多不經”。《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所載大秦的珍寶主要有四種：“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其中一些珍寶並非羅馬所產，而是波斯、印度的物產。但中國人寧願相信，這些寶物都來源於大秦。
火浣布，其實是指用石棉的長纖維編織成的防火布匹。羅馬人很熟悉這種礦物質，他們銷往中國的商品就可能包括火浣布。這種布料在古代中國人看來非常神奇。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就以火浣布作為單衣，經火燒後，“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明月珠與夜光璧是來自羅馬帝國的上等玻璃製品。據考古發現，羅馬玻璃在漢代就已經東傳中國。當時羅馬是世界玻璃的製造中心，羅馬的玻璃製品在中國很受歡迎。在中國古人眼中，明月珠與夜光璧堪稱奇珍異寶的代表。以此來代稱羅馬的玻璃製品，可見其珍貴。
“返魂香”則來源於《海內十洲記》中的記述。在西海之中有聚窟洲，上有一種“返魂樹”，很像楓樹，但花葉的香氣能飄到數百裏外。將樹根的內心熬出汁，可做出香丸，即是“返魂香”。這種香能飄及百裏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起死回生。事實上，“返魂香”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古代中國人相信大秦有這種起死回生的神奇植物。
還有一種經常被提及的寶物是珊瑚。漢代文人提到長安郊外漢武帝上林苑中有珊瑚樹。一般認為，漢語“珊瑚”是古波斯語sanga（石頭）的音譯，那麼珊瑚最初可能是從西方傳入中原的。波斯不產珊瑚，珊瑚應該來自西方的大秦，地中海是古代珊瑚的主要產地。
《太平廣記》記載了大秦人養殖捕撈珊瑚的過程。大船先將鐵網沉入海水中，珊瑚便能附著在鐵網上，慢慢生長，小的能有3尺長，大的有1丈多。三年之後，斬斷珊瑚根，用絞盤將鐵網提出水麵，就可以將珊瑚撈出。杜佑也談到了大秦海中的珊瑚洲，捕撈方法與《太平廣記》中相同，隻是特意強調，珊瑚最初為黃色，三年之後變成紅色。這更符合實際情況，地中海所產的珊瑚多為紅色。
對於拂菻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中文史籍有十分生動的描述。它的城東麵有大門，高20餘丈，如果每丈合3米計算，高達60餘米。城門從上到下用黃金裝飾，數裏外仍然可以看到。文獻和考古學顯示，這座金門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主城門。
王宮之內更加富麗堂皇。王室有三重大門，第二座門中有一個獨特的計時裝置，每到一個標準時刻便會墜落一顆金丸，有與人等大的金人出來報時。宮殿的柱子鋪滿水晶，可能是馬賽克飾品。羅馬人用水泥和石灰建造房子，夏天用水管將水引到房頂流下來，給房子降溫。曆史學家楊憲益認為，對於羅馬帝國的描述，中國史料雖然有所誇大，但基本還是符合實際的。
中國史籍還記錄了古羅馬的政治製度：“其王無有常人，皆簡以立賢者。”這個記載，應與羅馬帝製的特點有關。羅馬帝國沒有關於帝位繼承的法律，繼承問題一直受到置疑，這一事實因羅馬貴族的無嗣現象而更顯突出。在帝國開始之後的100年裏，沒有一個皇帝是由兒子繼承帝位的。而羅馬帝製中的共和製色彩以及帝位繼承的非世襲現象，對於具有大同理想的古代中國人來說，很容易就將其理解為上古時期的“禪讓製”。正是古代中國人念念不忘的政治理想，中國史家將其賦予了萬裏之外的羅馬人。
《舊唐書》中有了對東羅馬皇帝的描述。國王戴著華麗的王冠，王冠形狀如鳥展開雙翼，墜下瓔珞，掛滿珠寶。國王穿著錦繡衣衫，前身不開襟，坐於金花床之上。身邊還有一隻如同鵝一般的大鳥，毛為綠色，坐在國王的倚枕上，每當國王吃的食物有毒時，這隻奇鳥就會大聲鳴叫。
這段記載不見於前朝史書，唐代曾經到達西亞的中國人首推杜環，他的《經行記》來自耳聞目睹。但是其中也沒有任何關於東羅馬皇帝裝束的記載。另一方麵，這段記載也不可能來自拜占庭人。因為同一時期東羅馬皇帝的皇冠是圓箍形的，上麵裝飾著兩行珍珠，這種皇冠是直接從希臘發帶演化而來的，象征著王權與勝利。而國王隻有在出征的時候才會戴上那種高聳的、裝飾著羽毛的頭盔。
研究者發現，中國史籍中羅馬皇帝的形象，與粟特人仿造的羅馬金幣上國王的形象接近。因為頭盔的上方飾有羽毛，盔下的皇冠上聯珠紋的是珠寶，皇冠兩側又有珠串垂下。因此，在不了解這些頭飾內在結構的人看來，仿製幣上的羅馬皇帝的確是“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以珠寶”。
羅馬皇帝的姿態來源於粟特國王。在中國隋唐史籍中有很多關於粟特國王的描述，其中一個重要特征是國王端坐於黃金做成的床或寶座上，如“金駝座”、“金羊床”、“金羊座”。王冠上也裝飾了許多珠寶。粟特人認為，王和首領擁有特定的服飾，這些服飾是他們權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有必要詳加描述。粟特人將這種認識移植於他們仿製的拜占庭金幣上，對東羅馬皇帝進行了想象的刻畫，加入了自身的很多特征。
於是，善於經商的粟特人成為中國了解東羅馬帝國的中介。伴隨著這類錢幣流入中國，粟特版的東羅馬皇帝的形象也留在了中國史籍之中。
關於拂菻王的鳥，實際是一種機械鳥。這種設計主要是利用空氣動力學的原理，以空氣鼓動相應機械發出類似鳥鳴的聲音。
拜占庭帝國非常注意以外交手段化解麵臨的危機，由此發展出一套外交禮儀。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極力渲染皇帝的威嚴，以豪華、宏大的帝國宮廷場麵造成使節心靈震撼，“不戰而屈人之兵”。皇帝決定接見使節時，使節由太監帶領，通過金碧輝煌的宮殿走廊，在兩邊威嚴的禁衛軍和衣著華麗的高官貴族前走向皇帝。皇帝端坐在寶座上一動不動，禦座前擺著小樹，樹上的小鳥晃動翅膀，禦座上也有小鳥。使節走到一定位置時，小鳥便發出唧唧喳喳的叫聲，兩旁的鍍金獅子翹著尾巴，以咆哮的姿態發出低沉的吼聲。
在中國文獻中，“大秦”是一個堪與漢唐中國相媲美的國度，是人們心目中的另一個文明中心。這個國家物產豐富，政治賢明，風俗淳樸，國王威嚴，如同一個烏托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並非隻有一種認為自己為天下中心的“華夷觀”，同時也具有認可世界上存在另一文明中心的觀念。在漢朝人看來，這個文明中心是大秦，即羅馬帝國；在唐人看來，這個文明中心是拂菻，即東羅馬拜占庭帝國。
世界與世界觀
大唐貞觀二十年（646），“周流多載，方始旋返”的玄奘法師應唐太宗之請，撰寫《大唐西域記》，展現唐代中國所了解的世界。法師這樣寫道：“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署濕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
世界是由人、馬、寶、象四主統治，這就是起源於印度的四天子說。在玄奘的時代：東方“人主”對應的是東方大唐王朝；北方“馬主”對應的是突厥；南方“象主”對應的是印度；西方“寶主”對應的是拂菻和波斯。四天子說代表著歐亞大陸之上四種完全不同，但又同樣重要的文明。玄奘對每一種文明的特征又進行了簡要的總結：東方人主，“仁義昭明”；北方馬主，“天資獷暴”；南方象主，“特閑異術”；西方寶主，“務貨殖之利”。
玄奘並不是第一個把這種“世界觀”帶入中國的人。魏晉時期，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佛說十二遊經》就曾寫道：“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當時四天子分別對應：東晉、天竺、大秦、月氏。
“四天子說”的觀念曾經廣泛流傳於歐亞大陸不同民族之中。到了9～10世紀，四天子說又改頭換麵出現在阿拉伯旅行家伊賓哇哈的遊記中。在阿拉伯人的記載中，四主被“五主”取代。居於正中的是阿拔斯王朝的哈裏發，稱為“王中之王”。阿拉伯人對於其他文明也做了文化概括。中國王，善於維持秩序與和平；突厥王，勇猛粗獷；印度王，道德高尚；東羅馬王，被稱為美人王，人民身體端正，容貌美麗。這種劃分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崛起給歐亞大陸的政治格局帶來的衝擊。
從南海到中亞，“四天子說”的廣泛流傳，意味著當時的人們對他們生活的世界——歐亞大陸——有著某種共同的認識。它體現了從東方到西方的文明格局。盡管不同文明在敘述這一世界觀的時候，往往將自己的地位提高，放在優勢位置，但是誰都無法忽視其他文明的存在與價值。“四天子”（或“五天子”）總是同時出現，互有所長。這代表了近代殖民時代到來前的世界主義。
正是絲綢之路將這些不同的文明連接到了一起，互相發現，平等交流。通過絲綢之路的延伸，中國逐步發現了一個內涵豐富的世界。而世界也漸漸認識了中國。
很長時期以來，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世界地理知識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帶給中國的福音。萬曆二十九年（1601），當他抵達北京後，獻給明神宗《萬國圖誌》一冊。這幅地圖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圖為藍本。為了討好明朝皇帝，利瑪竇把中國置於地圖中央，此後中國繪製世界地圖大都沿用了利瑪竇的模式。利瑪竇帶來的現代西方地理知識，集中體現在他繪製的12個版本的世界地圖中。
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寫道：“他們的世界僅限於他們的十五個省，在它四周所繪出的海中，他們放置上幾座小島，取的是他們所曾聽說的各個國家的名字。所有這些島嶼都加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最小的中國省大。因為知識有限，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世界，並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們認為天是圓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們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不喜歡我們把中國推到東方一個角上的地理觀念。他們不能理解那種證實大地是球形、由陸地和海洋構成的說法。”
絲綢之路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認為，利瑪竇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地理知識，尤其不了解中國對於絲綢之路的認知水平。利瑪竇的貢獻在於：將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取得的地理學成果，尤其是把西方人的地圖理念帶到中國，對中國傳統地理觀念造成極大的衝擊。但是這並不能否定中國人取得的輝煌的地理學成就。
此前談到的《蒙古山水地圖》隻是體現了當時對世界認知的一半。同時期的《鄭和航海圖》則展現了中國對中國南海、印度洋沿岸國家以及非洲的豐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