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真善美三大關係的約定，上述話題所描述的都是物物關係即真，屬於狹義哲學的範疇。將它們移植到倫理學中，就成了“革命者悖論”。設革命者的革命對象為存在者“(…A1、A2、A3…)”——本質上它們是一組倫理關係，革命者是其中的一員。革命者的目標是要建立新的存在者層次，即建立起新的一組倫理關係——可表示為存在者“(…B1、B2、B3…)”。革命的過程就是從對象層次向目標層次躍遷的過程，是從舊的倫理關係向新的倫理關係躍遷的過程。革命者所麵臨的困境是，他是對象關係中的一員，他的出發點是舊的倫理關係；但目標卻是新的倫理關係。兩股力量博弈的結果最終將革命者拖入“革命者悖論”中：依靠舊的倫理關係去實現新的倫理關係，其結果可想而知。“革命者悖論”可以簡單描述為“以舊否舊，依舊圖新”，因而在革命早期其合理性也常常引起不少人的懷疑，初步成功以後還得借助革新者的力量，才有可能獲得圓滿。如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新型的生產關係，但其早期的生產組織形式卻依舊是封建學徒製。幸虧有了泰勒這樣的革新者，為資本主義經濟建立了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孫中山的革命目標是推翻封建帝製、建立共和，但早期同盟會卻借用了封建會道門的組織形式。類似的論述參見叢書之“二”《知識資本論》。
將“革命者悖論”移植到美學領域，就成了“悲劇悖論”。悲劇主體總是用撒旦的船去浮渡耶穌，用（作為審美範疇的）反動去實現積極崇高，最終導致積極崇高的被毀滅。相關論述詳見叢書之“三”《審美關係論》。
二
人類的全部困境，直接來源於人的自覺，來源於人將自己從物質宇宙中區別出來的企圖。人在宇宙關係中首先是一位孤獨者，然後才是一位思想者。人類出走伊甸園，宇宙從此分裂為孤獨的人的世界和伊甸園裏物的世界，產生了三組關係，即物與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它們分別是宇宙關係的三種形式，即真的形式、善的形式和美的形式。“和諧”則是宇宙關係也是真善美三大關係的本質，人實現了三大關係的和諧也就實現了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
作為叢書之“一”的《論宇宙精神》，專注對物與物關係的探討。第一卷“存在關係論”描述了人類發現宇宙關係的曲折過程。從宇宙某個角落裏出發的我們虛構了一個名叫“盤古”的神和宇宙一道出發，其描述宇宙生長的過程竟然和幾千年後的宇宙大爆炸理論實現了“思想等價”。在科學家的指引下，我們開始了探詢宇宙本質（是什麼）、本源（為什麼）和本元（怎麼樣）的過程，雖然山重水複，卻最終走向統一。也正是從這種統一中，我們發現了宇宙關係和從宇宙關係中走來的人類自己。
該書第二卷“哲學宇宙論”從“宇宙統一公理”出發，通過“假設宇宙爆炸收縮再爆炸再收縮無數次後會發生什麼？”的提問，我們發現了無數個在某個方向上相連的宇宙圖景，同時還原了被愛因斯坦和量子物理學觀測者“偷”走的屬於存在者的客觀實在性。宇宙關係之連續與離散的矛盾統一，也在這裏展示了它的多種原始形式。時間（和空間），是宇宙關係朝前走的必然結果；數“1”，則是宇宙關係在其任意層次上“同構”的哲學符號；人類知識也因此獲得了堅實的宇宙學基礎。
第三卷“人類知識論”則重點闡明：知識——作為關係——其本質是哲學關係中的物物關係同宇宙關係中的物物關係之間的關係，是同一組物物關係在哲學關係中和宇宙關係中的同構關係；知識的本原就是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人類的全部知識都由物物關係構成；知識的本源是哲學關係和宇宙關係的統一。真理的本質就是哲學關係中的物物關係同宇宙關係中的物物關係之間的和諧關係。人類所擁有的一切知識，都可以歸入真善美三大知識體係中。
叢書之“二”《知識資本論》共探討了三個問題：勞動財富、社會資本和國家正義，對應於該書的一、二、三卷，它們分別成為該書探討宇宙關係中的人人關係即倫理關係的三個方麵。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必須借助“善”的中介物即社會資源才可能發生，該書第一卷“知識價值論”關注的就是“善”的主要中介物——社會財富——的本質和來源問題。結果我們發現，人類勞動、社會財富的本質都是物物關係即知識，甚至自然資源的價值也相對於人類知識而存在。進一步的研究還表明，資本、市場甚至需求和供應等，其本質都可以歸納為知識。
第二卷“社會資本論”則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諸種“善”的中介物（即社會資源）之間的關係和結構上來。由此發現了“社會階層資本”——擁有該社會資源你就可以很容易地進入社會金字塔的上層，並很容易地交換（甚至掠奪）到其他社會資源。人類社會從年齡資本走來，經血緣資本、土地資本、貨幣資本及權力資本，最終走向知識資本。知識資本社會作為人類共同的未來，是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的可執行版本。
第三卷“國家正義論”直麵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人的本質即真善美的統一是全部人類倫理關係的基礎和條件，不同層次上的倫理關係是人的本質在不同層次上的同構形式，國家則是人的本質的國家形式。因此，國家正義——在國家層次上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的基礎是人的本質，國家正義的要求被包含在人的本質之中，簡稱“個人即正義”。由此得出來的結論是：民主——全體人民盡可能多地參與國家和公共事務管理——是國家的必然要求，簡稱“民主即國家”。
叢書之“三”《審美關係論》致力於探討人與物之間的審美關係，追尋人類的精神自由。其第一卷“審美關係發生說”的四個章節分別回顧了審美關係的發生曆史、審美關係以及審美主客體的完善曆史。審美關係由當初的物物關係而來發展成為審美關係，審美客體則從人的物質自身出發而覆蓋至整個宇宙，審美主體也從當初的物質主體演變成追求精神自由的主體。
其第二卷“審美關係本體論”的四個章節，分別探討了審美關係的矛盾構成和矛盾運動。從審美關係的矛盾構成中劃分為自然美、社會美和藝術美；從審美關係的矛盾運動中重新定義了消極崇高、積極崇高、壯美、優美、滑稽、反動等審美範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悲劇和喜劇，悲劇可以描述為反動對積極崇高的毀滅，喜劇可以描述為優美對滑稽的自覺披露。
第三卷“審美關係價值論”探討了兩個問題，一是審美價值的本質、內容及形式等，二是美育與人類的精神自由——人類的精神自由構成審美價值。為了還原審美實踐在人類真善美三大實踐中的重要地位，本書提出了“廣義美育”的概念。附文《論宗教和體育的美學性質》則說明了一個重要事實：宗教和體育都僅關乎人的自由，因而它們都屬於審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