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麵對亞洲安全的新現實
個性表達
作者：周鑫宇
一年一度的“香格裏拉對話會”又將在新加坡召開。近年來，在這個亞太地區重要的多邊安全論壇上，美國常常主導著議題，而中國則往往是矛盾集中的焦點。這次中國麵臨的局勢似乎尤為嚴峻：中越、中菲之間的領土爭端再度激化；東盟外長會議就南海問題發表了聲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利用各種場合損毀中國的形象；朝鮮處在第四次核試驗的邊緣。所有的問題背後，似乎都有美國無所不在的影響力。
中國的決策層和戰略學者對於當前的局勢有一種普遍的情緒，那就是認為亞洲正轉向錯誤的方向。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經濟合作一直是亞洲區域政治的主題。在東盟和中、日、韓等地區大國的推動下，亞洲的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相關政治協調機製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地區大國之間主要的競爭，是誰來領導和如何推動地區合作的良性競爭，而絕對“零和”的領土紛爭被邊緣化。可是，在美國“回歸亞洲”短短幾年時間裏，亞洲的政治主題就很大程度上轉向。盡管過去十多年區域經濟合作的成果並沒有被顛覆，但亞洲國家對未來安全的不確定感卻急劇上升，而威脅的來源被不斷指向中國。
中國一直想把局勢扭轉回原來的軌道，總的思路就是“在發展中解決矛盾”。從內部來講，中國相信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上升，大國實力對比發生有利於我的變化，周邊環境就能好轉；從外部來講，中國認為如果各國能夠集中關注於發展與繁榮議題，地區安全糾紛是可以在積極有效的經濟合作大局中被擱置、以至最終妥善解決的。為此，中國一方麵繼續提出新的區域經濟合作倡議，包括“海上絲綢之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另一方麵，盡力阻止安全問題擴大化，強調雙邊領土糾紛應該由雙邊政治協商解決，不應該放到多邊場合，更不應該有第三方大國的幹涉。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戰略沒有問題。可是在當前階段，這兩個方向都麵臨現實的挑戰。我們發現，中國的實力越上升，一些周邊國家越發不安，矛盾糾紛呈現多發、並發和聯動趨勢；雙邊經濟合作仍在進行，可是安全糾紛或者安全疑慮同時上升。在美國和日本的挑動下，周邊國家有走向“抱團取暖”的態勢，安全問題向多邊舞台蔓延的趨勢似乎難以遏止。
為此，中國必須要麵對亞洲政治的新現實。美國來了，亞洲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美國帶來了安全議題，中國就必須要麵對這個議題。美國和日本要講的是一個“中國威脅”的故事，中國就要講一個“集體安全”的故事。中國外交的多邊主義不能隻是在經濟合作領域取得成功——這是過去的成功，還必須在安全領域創造新的外交成功。這就必須在多邊層次上超越之前在安全問題上相對保守、就事反應、壓製滅火式的行為模式，積極創製更有力的亞洲多邊安全合作機製。
目前中國已經提出了在亞洲建立“命運共同體”，其本質應該是在經濟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基礎上，補充入“安全共同體”的更廣闊內涵。對於這個機製，有一些關鍵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
首先中國要積極利用各種多邊舞台，講述中國的亞洲安全觀。中國崛起之後，亞洲的未來是什麼樣的？中國秉有和周邊各國不成比例的強大實力，如何貢獻於地區安全？中國為什麼沒有擴張的意願和必要？中美之間為什麼能不衝突、不對抗？這些問題都或多或少地縈繞在亞洲國家的心中，他們在疑慮，也希望消除疑慮。像“香格裏拉對話會”這樣的場合，不隻是為美國和日本提供了一個質疑中國的場所，實際上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表達自己的講台。中國不能再停留在以“質疑回應質疑”，也不能簡單地把話題轉向“促進地區繁榮”的經濟議題。中國需要提出係統的亞洲安全觀，有堅實的理論支撐，還要照應亞洲的政治現實和共同價值。
筆者認為，中國的亞洲安全觀可依托於“海洋空間多元共存”的理論。要用海洋空間開放、易於共存的特質，超越於曆史上美蘇在東歐、法德在西歐的封閉、對立、以領土控製為基礎的陸權關係，這在中美之間尤其重要。中國的亞洲安全觀還要凸顯多元、包容的亞洲曆史傳統。曆史上亞洲雖是一個多宗教、多種族共存的地區，卻沒有發生過像歐洲和中東那樣激烈的宗教戰爭和民族種族衝突。中國還要明確承諾，中國的天然實力優勢將最終轉化為為亞洲的安全秩序提供公共產品。
最終，中國要根據地區國家普遍接受的集體安全觀，推動建立包容協調的新多邊地區安全機製。如果經濟合作已經不能有效擱置安全糾紛，那就用更宏觀的多邊安全保障來隔離、甚至最終消化糾紛。就像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一樣，亞洲的區域合作遲早要補充入安全合作這根支柱。美國的“回歸”不過提早了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