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複試。上午，兩位老師對我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口試，內容是對文藝的了解、理論的基礎、專業的愛好程度、音樂的知識等。口試是在平靜而自然的氣氛中進行的，我聚精會神，集中思力，大方而謹慎、坦率而形象地回答了老師提出的所有問題。我從小學談到工廠，從基礎談到未來，從理論談到實踐，可以說是一次簡單的“自傳”。
口試結束後又進行了筆試，評論歌曲《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正當我在分析曲譜時，隔壁某單位的有線廣播突然開始播放這首歌曲，真是天助我也！兩個半小時後，三張工工整整、寫滿仿宋字體的稿紙出現在老師麵前。下午，沈旋老師找我談話，要我仍然做好兩種思想準備，留有充分餘地，因為兩人中隻錄取一人。這好像是一盆四十度的溫水澆在我火熱的心上，我的心不免涼了半截。我前後思量，左思右想，成功的把握大約在百分之六十吧。感謝胡誌義老師——他是一位農民出身的大學生，安徽人，他很坦率地囑咐我：回廠後要安心工作，你的希望很大，通知馬上會發的。這好像是一顆定心丸，使我那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平靜下來。我當時在日記中寫了一首詩：
天陰雨綿深沉沉，我卻心暖有朝陽。
美好願望將實現，繼往開來迎春光。
兩天後，我終於從基地招生組的工作人員手中拿到了“入學通知”。我一口氣寫了八封報喜信寄往上海、蘇州（姑媽）、蕪湖（阿姨）和西安（舅公）。
10月17日，一張鮮豔奪目的“光榮榜”和幾幅標語出現在龍江水廠食堂內外，其中一條標語寫道：“熱烈歡送金建民同誌上大學”。
1975年10月20日，我懷揣著入學通知、戶口遷移證和糧油轉移證，乘坐東方紅11號長江輪，告別安徽省東至縣，告別皖南山區，告別工作了一年的龍江水廠，返回我的故鄉上海，去上海音樂學院開始我新的人生。
1975年10月24日，我去上音報到。那時校門開在淮海中路上，音樂研究室就在校門旁一座獨立的三層樓小洋房裏（現已拆除）。與我同班的共有八位同學，除了我來自安徽，其他都來自上海本地。由於我是最後一個報到的，宿舍已無空位，我被安排在北大樓二樓的一間教室裏（好像是220），同室的還有聲樂係和管弦係的五位同學，分別來自天津、新疆、內蒙古和上海。
在上海音樂學院，我先後師從滕永然老師和李民雄老師學習民族音樂理論，還聽過夏野老師的《中國古代音樂史》、陳聆群老師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江明惇和黃白老師的《民歌概論》、韓洪夫老師的《戲曲音樂概論》、錢仁康老師的《作品分析》、譚冰若老師的《外國音樂史》、桑桐老師的《和聲學》等。記得當時上課缺少教材，我就從圖書館借來吳祖強編著的《曲式和作品分析》，把數十萬字的整部著作抄下來。課餘時間泡在唱片室，聽了許多78轉的膠木唱片和33轉的密紋塑料唱片及盤式錄音帶中的中外名曲。1978年2月，為了寫畢業論文，我的專業老師李民雄教授帶我去山西采風，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們深入太原、忻縣、大同、神池等地，采訪了許多民間藝人和音樂工作者，親曆了黃土高原的春節風俗和元宵節遊行，搜集了大量錄音、曲譜和文字資料，回校後完成了畢業論文《山西省雁北地區民間音樂調查報告》。1979年，我畢業後留校工作，先後在音樂研究室、民族音樂理論作曲係、科研處、教務處和音樂學係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秘書和處長助理等。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和工作的二十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時期，它使我從一個懵懵懂懂愛好音樂和文學的廚師逐漸成長為音樂學家和大學老師，並為我的人生和事業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由於“文革”停止了大學招生，許多品學兼優的中學畢業生被迫上山下鄉，隻能將上大學的願望埋在心裏。工農兵學員雖然沒有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有的連像上海音樂學院這樣的自主入學考試也沒有，基礎參差不齊。然而，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仍然想方設法堅持學習，一旦有了上大學的機會，他們的求知欲望便被充分地激發出來。而大學的老師們隨著“文革”的結束，逐漸從重重禁錮中解脫出來，重新走上講台。麵對如饑似渴的樹苗，他們傾心澆灌，精心栽培，使工農兵學員這群特殊的大學生茁壯成長，有的甚至成長為社會的棟梁和傑出的人才。事過四十年後，當我們再回首往事時，應該對這些曆史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