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采訪基辛格博士，那時我還在美國留學，剛剛開始做訪談節目，特別沒有經驗。問的問題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比如問：那時周總理請你吃北京烤鴨，你吃了幾隻啊？（全場笑）你一生處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驕傲的是什麼？這類問題。當然我也在電視上看過別人問這類問題。凡是問這類問題，就是事先沒做準備。後來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時，我再次采訪了基辛格博士。那時我就知道再也不能問北京烤鴨這類問題了。雖然隻有半小時，我們的團隊把所有有關的資料都收集了，從他在哈佛當教授時的論文、演講，到他的傳記，有這麼厚厚的一摞，還有7本書。我都看完了，也暈了，記不清看得什麼。雖然采訪隻有27分鍾，但非常有效。真是準備了一桶水，最後隻用了一滴。但是你這些知識的儲備，都能使你在現場把握住問題的走向。記得我問他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很多共贏和合作的機會，但也出現了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強烈衝突，你認為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長時間內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說，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隨即闡述了一個他對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個絕對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勢力在衝突和較量中所達到的一個短暫的平衡狀態。他把自己對外交的理念與當今的世界包括中東的局勢結合，做了一番分析和解說。這個采訪做完，很多外交方麵的專家認為很有深度。雖然我看了那麼多資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兩個問題，但事先準備絕對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認為要做功課。我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但是一個還算勤奮的人。通過做功課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作為記者和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我也許還有一個比較優勢，就是容易和別人交流。1996年我在美國與東方衛視合作一個節目叫《楊瀾視線》，介紹百老彙的歌舞劇和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其中有一集就是關於肥胖的問題。一位體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訪。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寬度不夠，我就找來另外的椅子，親自搬來，請她坐下，與她交談。最後她說：我一直不知道中國的記者采訪會是什麼樣？但我很願意接受你的采訪。我就問她為什麼？她說別的記者來采訪，都是帶著事先準備的題目，在我這挖幾句話，去填進他們的文章裏。而你是真正對我有興趣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鏡頭麵前也好，在與人交流時也好，你對對方是否有興趣，對方是完全可以察覺的。你的一舉一動、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個氣場，所以我能建立這樣一個氣場，就適合做訪談節目。
去年年底，采訪馬來西亞巴達維總理。我們事先研究資料時發現，那年他的妻子剛剛去世，就想是不是應該問一問這方麵的問題？因為他們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對麵的畢竟是一個總理，一上來就問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禮貌。在談完了許多政治方麵的話題之後，就想怎樣讓他自己把這個問題談出來。所以我就決定這樣問他：在過去的2005年發生了很多事，但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麼？他就說，對我來說，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講了十幾分鍾的時間，將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後的日子，講得非常好。采訪結束後，他的新聞秘書就說，你們中國記者真有本事，因為我們的總理在公共場合從來不談個人生活。我估計是我的氣場把他罩住了。
所以這是我對自己的比較優勢的一個挖掘。其實你們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可以考慮考慮這個問題。當然這不會一開始就知道，隻能通過嚐試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對於我來說，我已經做電視，做了17年，中間也經曆了許多挫折。比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創辦陽光衛視，雖然當時是抱著一個人文理想在做這件事，至今我也沒後悔，但由於商業模式和現有的市場規則不是很符合，確實經曆了許多商業上的挫折。這讓我很苦惱，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這麼努力了。甚至懷孕的時候，還在進行商業談判。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隻要你足夠努力，你就會成功。但後來發現不是這樣。如果一開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話，你無論怎樣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後來我去上海的中歐商學院進修CEO課程，一個老師講到一個商人和一個士兵的區別：士兵是接到一個命令，哪怕打到最後一發子彈，犧牲了，也要堅守陣地；而商人好像是在一個大廳，隨時要注意哪個門能開，我就從哪出去。一直在尋找流動的機會，並不斷進出，來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所以聽完，我就胸中有數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雖然可以很勤奮地去做，但從骨子裏，這不是我的比較優勢。在我職業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導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來寫台詞。寫了台詞，就問導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編輯？做完編輯，就問主任：可不可以讓我做一次製片人？做了製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時負責幾個節目。負責了幾個節目後，就想能不能辦個頻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陽光衛視，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較優勢可能隻有一項或兩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