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想到小夥子會提出這個問題。我說：“據我所知，民營企業是允許成立工會組織和黨團組織的，當然，這要經過有關部門的批準。你可以向你們公司領導建議，成立這些組織。皮村有個‘工友之家’組織，這也是經過批準的，經常組織打工青年開展一些活動，你可以多去參加一些活動。”
曾輝說：“我經常去‘工友之家’，元旦時，還演過話劇《我們的故事》。”
“不簡單，你都會演戲了。”
“我哪會演戲，實際上我們演的都是自己幹過的事情，上台連衣服都不用換。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命運，不管是演戲的，還是看戲的，大家都很激動。裏麵有一句台詞，我一直記得：我們在為城市創造一切，我們也在創造自己的未來！”
是的，他們在為城市創造一切，他們也在創造自己的未來！
“這一切都是我們的文化”
已經創辦五年的北京工友之家，其組織機構和服務內容在不斷擴展，已經形成了五個部分：北京打工青年藝術團，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打工者協助中心，同心實驗學校，同心互惠商店。
打工協助中心的工作人員鼓勵工友們自己維權。他們接到求助電話，會詳細告知維權的手段與程序，並鼓勵工友們自己完成維權的過程。這樣既可以避免他們對中心產生依賴性，也可以培養越來越多掌握維權方法的工友。通過這些工友再對自己身邊的工友進行二次宣傳，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應。
同心商店通過與一些高校合作，將一部分學生捐贈的衣物在商店中以十分低廉的價格義賣。這種銷售手段借鑒了歐洲“社會企業”的模式，盡管它在歐洲已經非常普遍，但在國內尚處於起步階段。商店將募捐來的衣物以每件一至十元不等的價格賣給工友，幫助工友節省了幾十甚至上百元錢的生活開支。商店希望將銷售盈餘的錢積攢起來，建立一個賬目公開的活動基金，作為日後為工友舉辦各種活動的經費。
2007年，北京工友之家在皮村租了一個院子，建了博物館、工友影院和新工人劇場。每到晚上，院裏打球的、跳舞的、唱歌的，十分熱鬧。到了周末，還放電影。
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發起並主辦了“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來自深圳、廣州、武漢、重慶、香港、北京等地的勞工代表和打工詩人、民謠歌手、民眾戲劇工作者、媒體、學術界以及皮村社區居民等上千名來賓，彙聚在皮村，展示自己業餘時間創作的民眾戲劇、民謠、詩歌、獨立影像等多種藝術門類的作品，共同慶祝這個屬於打工群體自己的文化藝術節。
孫恒說：我們總是說“政府搭台，百姓唱戲”，今天我們要說“自己搭台，自己唱戲”。
這裏的每一首詩歌和每一首民謠，都是打工者生活的描述、心靈的傾訴……
請聽：
再見螢火蟲
詞曲及演唱：阿班
小英愛在村中蹦蹦跳
走遍山間田野每一角
最愛抓螢火蟲看那尾巴一閃一滅
像是靠近遙遠的星星
一天她聽到哥哥在哭泣
哭沒錢怎麼上學
一個包幾件衣服爸媽哥再見
十五歲孩子臉的打工妹
在深圳的一間玩具廠裏
每天十二小時做不停
最怕管工保安罵人搜身
“你給我站好！”
為的是每月兩百多塊錢
小英縫著手中的毛娃娃
聽說是歐洲孩子的玩具
每一個好幾百塊她想起螢火蟲
宿舍車間就是她的世界
九三年的一個下午
趕工歐童聖誕的禮物
大火啊逃命去啊跑啊叫啊
門窗都鎖啦！
八十幾個女孩就這樣沒了
小英躺著擔架回了村裏
頸背雙腿渾身都是傷
肩不挑背不擔手不舉腿不走
她哭自己沒用是個大包袱
小英躲在家裏不敢出外
好奇的眼光把她再灼痛
最痛看見爸媽溫柔的笑凝著淚光
像是看見閃爍的螢火
（小英，第一批南下打工妹。15歲就外出打工，在1993年的致麗玩具廠“11·19”火災中，遭大麵積深度燒傷，臥床數年，曆經六年的康複治療後，仍終生殘疾。於1998年開始關注著有切膚之痛的打工者、工傷工友、殘疾人的生存狀況。2005年5月正式創建了自強服務站。現任該站站長，兼忠縣殘聯執委會副主任。）
父親，我的村莊
周亮
父親是一座荒涼的村莊
我從城市的噩夢醒來
靈魂在連綿起伏的群樓中
跋涉從一座樓到另一座樓
尋覓一棵像父親般孤獨的槐樹
犁鏵般倔強的父親
與他的老黃牛一起守著幾畝薄地
巴望著從泥土裏翻出一點利息
填補貧瘠的晚年
野草、牛糞、稻花點綴的村莊
皺紋連成的鄉間小路
門前的池塘枯幹成他的眼睛
沒有一隻青蛙為他歌唱
整個夏夜，除了那頭老黃牛
隻剩下年邁的院子，迎風守望
多年的漂泊，早已模糊他的麵孔
陶醉在城市的海市蜃樓
我的心靈塗滿黃連
隻是每次摔碎酒杯後，才懂
城市是別人的
屬於我的是父親的村莊
煎餅之歌
徐芳
煎餅，一種古老的小吃
從山東傳到北京
賣煎餅六餘載
往事曆曆在胸懷
2002年的第一場雪過後
全家人無事可做
生活成了第一大問題
當時在想
若攤煎餅賣，全家人餓不著
2003年的非典
全村隻剩下我一人賣煎餅
那年賺了一些錢
全家生活有了改善
假如你不曾陪伴我
我的生活將會是怎樣
假如你不曾養育我
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
煎餅大，煎餅圓
吃了煎餅真解饞
每一張煎餅
我都攤得如十五的月亮般圓
就像在祝福每個人
家庭和睦
團團圓圓
小朋友最愛看我攤煎餅
簡直攤出了藝術感
我感到了成就感
有時候出來晚了
老大媽、老大爺會急得在大街上
跺腳
因為孫子上學吃早點
別的不吃
就等著吃煎餅
人已稀
天已晚
月亮星星漸出現
一輛銀白色的煎餅車和叫賣聲
消失在夜幕中間
……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劇場？或者說它根本不是個劇場。在寒冷的冬夜它沒有任何的取暖設施。
這是一群什麼樣的演員？他們根本稱不上是演員。沒有化妝，幾乎沒有道具，有的演員就穿著自己的工裝上場。
取名叫《路》的話劇，盡管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卻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個揮之不去的女工的形象：
阿玲，在漫長的打工生涯裏，盡管她一個人走路、吃飯，沒有人會聽她說話，但她依然喜歡打工生活，因為她可以買到在偏僻的老家沒有的漂亮衣服，可以吃到過去從來沒有吃過的麻辣燙……當然，有時候，她也非常想家。
小梅，因為要幫哥哥交學費，16歲她就出來打工，一幹就是四年。上個月，她右手的三根手指被衝壓機壓斷，卻無處去訴說自己的悲傷。
大姐，為了給丈夫看病，供孩子上學，她拚了命地幹活兒。由於連夜加班，過度勞累的大姐，在操作中不慎失去了一隻手。工廠隻給了她幾千元的補償，她憤怒了，然而，回答她的是：“已經很不錯了，你還想怎麼樣？”
當她們感到無路可走時，她們去買六合彩、賭馬、聽“成功學”講座，渴望由此擺脫被揉捏、被壓榨的日子。
舞台慢慢暗了下來，最後一點希望也破滅了。
這時，傳來沉重的《勞動者之歌》的朗誦聲：
我們就像一粒粒麥子
秋天，被收割、脫殼
春天，被深深地播種進泥土
我們就像一粒粒麥子
被塞進火車
運往祖國的四麵八方……
話劇《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主人公來子的人生經曆，集中體現了打工群體的酸甜苦辣和他們在改革開放30年中所作出的貢獻。
來子很小的時候，他的姐姐小芳就到深圳致麗玩具廠打工了。來子渴望通過上大學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他的成績不好，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很迷茫，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他也想南下打工。可姐姐告訴他：外麵的世界很艱難……
小芳在家鄉已經有了心上人，快過國慶節時，她去找老板結算工資，準備辭職回家結婚。老板斷然拒絕了，還似“好心”地告訴她：“小小年紀結什麼婚？結婚的後果是什麼你知道嗎？結婚之後是要生孩子的，生了孩子你就再也出不來了。難道你甘心當一輩子農村婦女嗎？”
小芳流著淚水，不得不推延婚期，重新回到車間。為了趕製出口歐洲的聖誕禮物，小芳和姐妹們每天都要加班。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麗玩具廠因電線老化，廠房起火，小芳和其他86名女工一起葬身火海。
姐姐“走”了，來子輟學，他像姐姐當年那樣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因為“農民工”的身份，城市迎接他們的是漠然和歧視的目光。
在來子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那些擺地攤的小販、流浪的歌手，沒有暫住證被追逐得四處逃竄的民工，還有那夢想通過寫一首“迎奧運歌曲”而躲過遣送的工人……
來子似乎明白了這個城市的一切都與自己無關，都與所有的打工者無關——“就像那街邊櫥窗裏的商品，你隻能站在那兒看著它，而當你想伸手去觸摸它時，中間卻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冰冷地擋住了你的手。”來子把自己對生活的思考和感受寫了下來，然而，卻在北京大學門口，被一個自稱教授的人騙走了他的書稿。
“既然有人怕我說話，我就要開口說話。”來子和他的工友們終於唱出了自己的迷茫、憤怒和希望！
在《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裏，“來子們”講述的故事是沉重的、悲傷的，但他們並不是僅僅在訴說悲涼的苦情，他們通過大膽的調笑、火辣的嘲諷，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
“撕破這個世界的麵紗，我們所看到的，難道隻能是那張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老麵孔嗎？不，我們要一個新模樣！”
《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中有這樣一句台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曆史；沒有我們的曆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在藝術節期間舉辦的“勞動文化論壇”上，打工者“藝術家“們更是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新文化運動！
我們來聽聽打工者“藝術家”們的發言：
全桂榮：
打工文學可以作為一種利器，反映我們的生活、看法和抗爭。知識分子可能躲在高樓大廈寫文學，他們不關心底層社會，由此不能代表我們的聲音。我們的文學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我們自己的。打工文學的使命：第一，打工群體正在遭受不公和歧視，我們應該將其反映出來，並指出這不是我們的錯；第二，強調勞動價值，強調勞動也是一種技術或專業，也需要知識，應當得到尊重。
楊衛東：
寫詩就是一個“如果感到很冷，或有痛處，就應該把它說出來”的過程。寫詩最好要尊重自己的感受，要麵對自己的問題，即使有困難也不退縮。要用自己的語言寫詩。
許強：
我們打工詩人永遠是打工詩人，通過自己的文字占領主流話語權。我們不能左右曆史，但我們有權記載。打工者正在用漂泊的青春抒寫曆史，用詩歌進行抗爭。
許多：
1.當自己認同自己這個身份（打工者）之後，而不是旁觀者身份，表達更有力量，有向上的感覺；2.主流審美的標準，應該更民間，從民間吸取東西；3.跳出打工者局限，對世界作出闡釋。勞動是快樂的事情，是社會將它異化了，這是一種文化，大家反對的是一種資本的壓迫。
王德誌：
農民工這個充滿歧視的詞語，這個邊緣我們的名字，這個強調等級的時代產物，早就該退出曆史舞台了，我們不喜歡你就別叫了，也許你要說了，我們不叫了你們會好到哪兒去？我再告訴你，這是我們對尊嚴、平等最起碼的訴求。怎樣才能有自己的文化：1.要自己建設。文藝來自生活，誰有生活？是打工者。有那麼多的生活，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文化陣地：吸納知識分子，團結可以團結的人；2.利用主流文化；3.發展新的夥伴，形成新的聯盟；4.最後一點，先幹起來。
孫恒：
第一，勞動文化一定是以人為本的，是來自我們勞動生活的文化；第二，勞動文化能幫助我們反思我們的社會，具有批判的功能；第三，勞動文化能幫助我們建立做人的感覺。但勞動文化一定是靠我們自己來創造。因為別人不能代替你體驗你的生活，就像“我是誰不需要你來告訴我”一樣，我們要通過自己的講述、自己的拍攝、自己的唱歌來發展自己的文化，來建立自己文化的主體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教授卜衛在“勞動文化論壇”上作了這樣的發言：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移民、農民、進城打工者、工人被邊緣化的同時，他們的文化也被邊緣化了。在主流文化中，幾乎沒有勞動者的聲音，這是“和諧社會”最需要反省的問題之一。我記得2002年的時候，我們在四川涼山工作時，當地彝族幹部就說，電視台播出的節目絕大多數是漢語的、漢族的、城市的內容，沒有為少數民族農民服務。由此，應該重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藝術節就是要重新提出勞動文化，因為所有人都享有文化藝術的權利，都享有利用媒介表達聲音和創造文化的權利。
打工青年藝術團不僅說出了進城打工群體的精神文化訴求，還會利用主流文化表達自己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再現和反省自己的生活和夢想，並從中獲得自信和力量，以擴大這個群體的聲音，影響全社會，這其實就是文化主體性。
現在大家都愛說要建立“和諧社會”，但和諧社會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沒有平等就沒有真正的和諧。我在作艾滋病預防和幹預的研究和實踐項目時，記得一位感染者的話，“我們不需要被關愛，我們需要的是平等”，與其他人擁有平等就業、就醫等權利。現在打工文化藝術節倡導勞動價值，倡導人的尊嚴，就是倡導平等，這是建立和諧社會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建立和諧社會正在從倡導勞動價值開始，從新工人劇場開始。
2009年10月24日至28日，“第二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又在皮村舉辦。
從“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到“第二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明顯不同的是名稱改了。孫恒說：“關於身份稱呼問題，我們在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上，曾出現過激烈的討論甚至過激衝突的行為，這說明：身份和稱呼對於我們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的現在，那麼，他也將不知道自己的將來；一個群體、一個社會也是如此。工人文化藝術節名稱的改變，從而確定了我們的主體性。”
對於新工人文化，他們作了這樣的闡釋：
我們的文化——
就是我們在勞動過程中的血和汗；
就是我們對現實生活中辛酸苦辣的體驗；
就是我們的痛苦和我們的歡樂；
就是我們的所思所想和生活方式；
就是我們對自己、對他人、對生活、對未來的看法。
這一切，都是我們的文化！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調研組從2009年11月起，對打工文化現象進行了追蹤觀察，主要走訪了兩處打工文化比較活躍的地方：一是皮村的“北京工友之家”，一是位於蘇州市吳中區的“工友圖書館”。他們觀看了打工者的話劇、演唱，閱讀由打工者自編自創的文藝刊物，召開小型座談會。通過觀察這些文化現象，他們認為：打工文化已經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文化力量，值得社會認真關注。
在組織形式上，打工文化表現了幾個特點：他們以群體的方式而非個體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的活動是原創和自發、自我管理的形式存在的；他們的活動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大力支持；他們已經成為各界認可的代表打工群體文化訴求的合法的中間組織，是打工群體的文化代言人。
打工文化源自現實生活，又反映現實生活，是真正屬於打工者的心靈之聲，這是所有打工文化的共同特點。在表現形式上，又有獨到之處，具有“勞者歌其事”的風格。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調研組認為，打工文化具有非常有價值的現實意義。它使打工者確立了自我的身份和曆史；倡導了新的勞動價值觀念；它既是打工者精神的窗口，也搭建了打工階層與社會各界交流合作的平台。
毋庸諱言，打工文化尚處於萌芽狀態，隻有幾首歌曲、幾部詩集或幾台戲劇，並不足以支撐一個階層的文化精神。這個文化需要提升、需要提煉，需要深化。打工文化不僅傾訴自己的不平和憤怒，還需要適應城市，增強理性，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自覺力量，這也仍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一種價值觀的形成，除了積極倡導，還需要擔當，需要優秀的打工者自己站出來，成為這種價值觀的切身實踐者，這也同樣需要長時間的培育。這將是漫長的一個過程。其中的問題和困難，需要打工者和全社會共同麵對。
我在離開皮村前，由王德誌陪同參觀了博物館。這個名為“打工·三十年·流動的曆史”展覽，用王德誌的話說：“我們打工者通過這個展覽來記錄自己的曆史，而不要別人來代寫甚至改寫。”
一點都不誇張，可以說這是目前國內最簡陋、最寒酸卻又最讓人觸目驚心的博物館。三間像鄉間小學教室一樣的展室裏，擺滿了從全國各地打工者征集來的照片和實物。
這裏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實生活的記錄；
這裏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內心世界的反映；
這裏的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為中國經濟發展所作出貢獻的證明……
廣東一位女工寄來她自己的工卡，正麵是她的照片，寫著她的名字和年齡，背後印著工廠嚴酷的規定：上班期間不得上廁所。
一位打工子弟畫的畫，畫麵上的爸爸、媽媽和女兒，三人圍著一張小圓桌，桌上擺著三隻碗，中間是一條魚。下麵寫著一行字：“我們家是賣菜的，爸爸媽媽常常連飯都吃不上。我的最大願望是全家能在一起吃頓飯。”
一個烤羊肉串的鐵架子，記錄著一位工友的打工史：1992年他來到北京，在頤和園門口以烤羊肉串為生。1994年，鐵架子被城管沒收，他托人用200元贖了回來。後來，他賣過水果、賣過煎餅，在報社當送報員……
深圳致麗玩具廠一位女工的家書變成了遺書——四個月後，這位女工死於1993年那場震驚全國的特大火災中。
在展櫃裏，我從各色各樣的證件中，發現了王德誌當年的暫住證和務工證，照片已經微微發黃，充滿了一種滄桑感。
我輕聲說了句：“15年前，你看去像是一名童工。”
王德誌苦笑了一下，“可不是麼，那時候我才17歲，屬於未成年人……”
這時候，借著窗外射進的一道陽光，我看見了掛在牆壁上的一條橫幅寫著溫家寶總理語錄：“尊重勞動，尊重勞動的價值，這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作者簡介：
黃傳會，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海軍政治部創作室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著有長篇報告文學《希望工程紀實》《中國山村教師》《中國貧困警示錄》《發現青年》《中國海軍三部曲》《中國婚姻調查》《我的課桌在哪裏——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當代》文學獎”，第一屆、第三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第六屆、第九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責任編輯 師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