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弟劉複(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也算發刊詞
兩星期前《世界日報》主人來找我辦副刊，我卻也官氣十足的說：容我考慮一下。這並不是故意扭搦，實在因為辦副刊，也猶之乎做財政總長。做財政總長要的是錢，辦副刊的要的是稿；要是沒有稿，也就說不到刊了。
後來我向我的幾位做文章朋友探了探口氣，問他們願不願幫忙。承他們的情，說，可以可以。我覺得空氣很好，財政總長的背後有了銀行家幫忙，也就不妨走馬到任了。
今天是開市大吉，萬事亨通之日，照例用得著說幾句門麵話。
報紙上為什麼要有個副刊?這個問題是誰也回答不出的。不過好像是“報譜”上寫著，有報必有副刊，於是乎有《世界日報》，就有了《世界日報》副刊。
副刊應當怎麼樣辦?這可沒有什麼準兒；辦的人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於是乎一擠，就擠到我身上來了；而我也者，乃是向來說不出什麼辦法，今日尤說不出什麼辦法的一個人。
我知道我自己是個讀書人，然而讀的書是不多的，而且很雜亂的。我雖然偏向著要研究些較為實在一點的學問，如語言學，語音學，樂律學之類，但對於一般的文藝，如詩歌，小說，民謠，雜記之類，也非常喜歡。至於純粹的科學，隻是算學物理兩項，有時還要亂翻一下，其餘的都覺脾胃不對，或者是從前沒有下過預備功夫，現在也就沒有勇氣去學習。而生平之所絕對不能者，卻有三事：即是擔糞著圍棋之外，再加上一個談政。
因其不能擔糞，所以至今沒有能到民間去；因其連著棋也不會，所以非但不能當兵打仗，甚而至於不能和人家打架；因其不能談政，所以至今是看見了有關於政治的書報就頭痛。
這些都是關於我個人的話，何必要嘮嘮叨叨的說?然而不得不說者，為的是副刊既由我辦，事實上就隻能依著我的脾胃辦去；我的脾胃是如此，那麼將來所辦出的副刊，也大致就不離乎左，不離乎右。若是諸位中對於這副刊有懷著更大的希望的，我就不妨幹脆的預先奉告：你將來一定要失望，你還不如就從今天起，不看這副刊。
此外還有一件事應當說明：報紙並不是教科書，而辦報的和看報的，也並不必要戴上方頂大帽子。雖然我們不免有了書呆子的結〔積〕習，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要“三句不離本行”的露出馬腳，而實在也很知道專門的講學文章，應當有專門的書報去發表，決然不是什麼普通的日報可以代為經辦的。普通的日報，隻是給我們隨便瀏覽瀏覽，將一天中的用不著的光陰，消磨去一部分，而同時也說不定可以得到一些小益處。副刊的作用也隻是如此，不過略略偏於書呆子一方。
因此，我們在這副刊裏不妨意到筆隨的亂談天，反正我們所談的是無有不呆的。我與幾位同事先生，教書讀書當然是正事，而沒事時大家聚在一起亂談天，也就幾乎變成了正事一樣。有時談得不投機，大家抬起杠來，也就可以鬧得像煞有價〔介〕事，而實際所爭者，也不過是“天地間先有雞或先有雞蛋?”一類的問題而已!因此，有人稱我們那休息室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意。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我覺得便是這樣，也總還比“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好一些。現在有了這副刊，亦許這“群言”的風氣，不免要流播一些過來。若說這種亂談是不值一笑的，那也就用不著你說，我們自己也早就知道是不值一笑的；而況我們這些人本身，“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打米”，也完完全全是不值一笑的。
話說完了。最後一句是：我辦這副刊，辦得下就辦，辦不下就滾蛋?合並聲明，須至發刊詞者!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呼冤”之餘波
自從衣萍先生那封“呼冤”的信發表以後，幾天以來，所接同類的通信或文章，已有三十多件，——以後正是潮也似的湧來。這真叫我困難到萬分了。說要選登罷，選了那一篇好(因為內容大致相同的，不過字句上或口氣上稍有不同)?說要全登罷，可憐便把這副刊的篇幅完全犧牲了，也要有一兩禮拜才登得完!無可如何，隻得向諸位鄭重道歉：對不起對不起，一概不登。
關於無名作者這一個問題，我已把我的態度表示過。諸位不必睜開了眼睛靜等將來，便隻把已經出版的副刊看一看，也就可以看得出我所選錄的文章，究竟是有名作者的居多，還是無名作者的居多?
投稿人寫出一篇文章，自然總希望立刻登出；不登出，心上總不能舒服。不過編輯人卻並不是隻對於投稿者擔負片麵的責任，他同時對於一般的讀者(自然投稿者也包括在內)，也擔負了相當的責任。要是他隻顧敷衍投稿者，而不顧一般的讀者，將所有來稿，不加選擇，一起登出，結果必使這樣的刊物無人閱讀，間接也就依舊影響到了投稿人——因為在無人閱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的文章，豈不仍與不登一樣?
我希望投稿諸君了解這一層，或者說，我希望投稿諸君顧念著小的這一分苦處。要知道來稿不加選擇，隨即付印，乃是編輯人最舒服的事；而且從根本上說，報館中也就用不著編輯入，隻須請投稿人將稿件直寄排字房，就什麼都完事了。
總而言之，我對於無名作者的稿子是否一概抹煞，現在及將來，均有事實可證，無須空口說白話。至於選擇上，自然是各有各的眼光，也自然是不免因此而有委曲諸君處。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即使換一個別人來，他的眼光也就未必不別有所偏。我隻能盡我的心，與投稿諸君開誠相見，正合著“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那兩句迂話而已。
(十五年七月六日北京)讀《海上花列傳》
花也憐儂所作《海上花列傳》，現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當其清樣打成時，恰巧我經過上海，館中就把校閱清樣這一件事囑付了我。我即有機會將此書細閱一過，自然閱完之後，樂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見解寫了下來。
適之向我說：這是吳語文學中第一部好書。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將這書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結尾總評一句，說全書用平淡無奇的文筆寫成；這在魯迅先生的嚴峻的批評中，已可算得推崇備至的了。
胡魯兩先生的說話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說的，也不過替他們加上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細一想，話卻可以分作幾段說。
第一段：說此書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書的起因。
花也憐儂究竟是什麼人?他的身世怎樣?這問題一時還無從回答。據適之說：《海上繁華夢》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憐儂的朋友。適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細打聽打聽。若然他這一次的訪問能有美滿的結果，那我就為恭喜他，他又可以大過其考據癮了!
我們雖然還沒有能知道花也憐儂是什麼樣人，卻從清華書房翻印的《海上花》許序中所說，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可以知道他著這部書，除開場所說“是菩提心，運廣長舌……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之外，還有一個用意，就是和趙樸齋為難。這件事，或者不是全無根據，因為在《海上奇書》第一期中所載《海上花列傳》例言說：
所載人名事實，俱係憑空捏造，並無所指。如有強作解人，妄言某人隱某人，某事隱某事，此則不善讀書，不足與談者矣!
這幾句話說得何嚐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不要被他瞞過：小說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掛上個實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說得子虛烏有。這種辦法，幾乎已是個不成文的公式。所以本書作者的嚴重聲明，反可以算得個不打自招的供狀。
再看書中所記趙樸齋，洪氏，趙二寶三人，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惡德沒有?樸齋的謀事不成，墮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塗，全無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寶的熱慕虛榮，失身為妓，也是很普通的。以樸齋與吳鬆橋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以洪氏與郭孝婆周蘭之類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便與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誰更壞?以二寶與沈小紅黃翠鳳之類相比，又究竟是誰更壞?然而鬆橋周蘭等輩的下場，都還不過如此；趙氏一家，卻弄到淒涼萬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書結束時，作者居心要糟塌趙氏的痕跡，就愈加鮮明了。趙二寶要想嫁與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極平常的妄想。你說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說她做不到，也就盡夠給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獪，說她預先置辦嫁妝，平白的拖上數千金的債，到後來是一場無結果。這也就夠之又夠的了；然而作者還不稱心，還要拉出個賴三公子來大打房間；打了還不算，還要叫她做上一場哭不得笑不得的惡夢，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結。從這上麵看，若說作者與趙氏並無過不去之處，請問他為什麼把別人都輕輕的放過了，卻偏在這一家上大用氣力，不肯寬讓一分呢?
這種的事，我們誠然不得不認為著作界中的一種恥辱。但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處於作者與作品之間的“作的動機”又是一件事。我們應當將這三件事分別而論，不可混為一談。譬如我們看見歐洲的古監獄或古刑場，若要推溯它當年建築時的用意或建築以後所演過的一切慘劇，那就簡直可以說：這類的東西都是要不得。非但監獄與刑場，便是皇宮教堂之類，也大都是獨夫民賊勞民以逞的真憑實據。但是品評建築的人，決不能把眼光對著這一方麵看去：他們隻應當就建築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術上所占的地位與所具的特長，決不能於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別的什麼。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極無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壞，即使有孔老夫子的親筆署名，也逃不了批評家的喟然而歎!這本是極明顯的道理，中國人卻不免糊糊塗塗，彼此糾纏。所以陶淵明的人格，是無可指摘的，一般想吃冷豬肉的老先生，卻偏要搖頭歎氣，說什麼“白璧微瑕，隻在《閑情》一賦”。這就是因作品以牽累作者了。《金瓶梅》一書，在冷豬肉先生眼中，當然是萬惡之首，因為他們看這書時，所看的隻是些“如此如此”，沒有看見別的什麼。但因相傳此書作者，是預備寫成之後，書角上浸了毒藥去報仇的，於是冷豬肉先生，又不得不諒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這就是就作者以論作品了。這種批評的態度，真是錯到了十二分以上。我們若不先將這層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筆便差，全盤都錯。我們應當認明著了書想敲趙樸齋的竹杠，或者是敲不到趙樸齋的竹杠因而著書泄憤，乃是花也憐儂名下的一筆帳；文筆的好壞，方是《海上花》下的一筆帳；這就涇渭分明，兩無牽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