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著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ｒｏａｔｉａ)，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製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麵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麵，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隻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麵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麼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製，隻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麵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製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拚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拚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拚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拚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隻有二千八個字母，拚法也容易學。“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F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隻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隻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麼窮鄉僻壤去了。
那麼，隻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拚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涼，談閑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麵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隻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麵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
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隻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麵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麼，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著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嚐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