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那裏呢？滿藏在我們心裏！為什麼不取出來呢？它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裏，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麵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台的機會麼？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兒。你得憑著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還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為它是初出台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你得準備著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麵目了。
《我們的七月》，１９２４年。論自己
翻開辭典，“自”字下排列著數目可觀的成語，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這中間包括著一大堆哲學，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詩文和廢話，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劇。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漢”，有這麼些可說的，值得說值不得說的！難怪紐約電話公司研究電話裏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話中會發現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這“我”字便是自己稱自己的聲音，自己給自己的名兒。
自愛自憐！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也難免的，何況區區尋常人！冷眼看去，也許隻覺得那枉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這隻見了真理的一半兒。掉過臉兒來，自愛自憐確也有不得不自愛自憐的。幼小時候有父母愛憐你，特別是有母親愛憐你。到了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娘這樣看時就不必再愛憐你，至少不必再像當年那樣愛憐你。——女的呢，“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做母親的雖然未必這樣看，可是形格勢禁而且鞭長莫及，就是愛憐得著，也隻算找補點罷了。愛人該愛憐你？然而愛人們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誰能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麼回事兒？趕到愛人變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兒愛憐你。你有時候會病，“久病床前無孝子”，太太怕也夠倦的，夠煩的。住醫院？好，假如有運氣住到像當年北平協和醫院樣的醫院裏去，倒是比家裏強得多。但是護士們看護你，是服務，是工作；也許夾上點兒愛憐在裏頭，那是“好生之德”，不是愛憐你，是愛憐“人類”。——你又不能老呆在家裏，一離開家，怎麼著也算“作客”；那時候更沒有愛憐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兒，那能教他將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屬員或仆役伺候你，那——說得上是愛憐麼？總而言之，天下第一愛憐自己的，隻有自己；自愛自憐的道理就在這兒。
再說，“大丈夫不受人憐。”窮有窮幹，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那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咳聲歎氣的！愁眉苦臉不順耳，別人會來愛憐你？自己免不了傷心的事兒，咬緊牙關忍著，等些日子，等些年月，會平靜下去的。說說也無妨，隻別不揀時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誰也不耐煩的岔開你或者躲開你。也別怨天怨地將一大堆感歎的句子向人身上扔過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礙不著別人，隻怕別人奇怪你的火氣怎麼這樣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別人的虧。值不得計較的，不做聲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複仇，力量不夠，臥薪嚐膽的準備著。可別這兒那兒盡嚷嚷——嚷嚷完了一扔開，倒便宜了那欺負你的人。“好漢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為的是不在人麵前露怯相，要人愛憐這“苦人兒”似的，這是要強，不是裝。說也怪，不受人憐的人倒是能得人憐的人；要強的人總是最能自愛自憐的人。
大丈夫也罷，小丈夫也罷，自己其實是渺乎其小的，整個兒人類隻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現代一位哲學家說的，別提一個人的自己了。莊子所謂馬體一毛，其實還是放大了看的。英國有一家報紙登過一幅漫畫，畫著一個人，仿佛在一間鋪子裏，周遭陳列著從他身體裏分析出來的各種原素，每種標明分量和價目，總數是五先令——那時合七元錢。現在物價漲了，怕要合國幣一千元了罷？然而，個人的自己也就值區區這一千元兒！自己這般渺小，不自愛自憐著點又怎麼著！然而，“頂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說這些大處隻是好聽的話語，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說這樣的自己沒有！有這麼的自己，豈不更值得自愛自憐的？再說自己的擴大，在一個尋常人的生活裏也可見出。且先從小處看。小孩子就愛搜集各國的郵票，正是在擴大自己的世界。從前有人勸學世界語，說是可以和各國人通信。你覺得這話幼稚可笑？可是這未嚐不是擴大自己的一個方向。再說這回抗戰，許多人都走過了若幹地方，增長了若幹閱曆。特別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是和抗戰前不同了，他們的自己擴大了。——這樣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不錯；可是自己的確也都愛好。做官的都愛做好官，不過往往隻知道愛做自己家裏人的好官，自己親戚朋友的好官；這種好官往往是自己國家的貪官汙吏。做盜賊的也都愛做好盜賊——好嘍口羅，好夥伴，好頭兒，可都隻在賊窩裏。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這樣壞。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丁點大的世界裏，往往越愛好越壞。所以非擴大自己不可。但是擴大自己得一圈兒一圈兒的，得充實，得踏實。別像肥皂泡兒，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的得屈點兒，別隻顧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計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夠的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總之路是有的。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盡自己的一份兒往最好裏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這麼著，自愛自憐才真是有道理的。
(《人世間》，１９４２年。)論別人
有自己才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幹的，有不相幹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幹的別人，其餘的是不相幹的別人。相幹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幹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願意隻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離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幹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隻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隻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於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麵，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隻是教人為別人著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為別人著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幹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隻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才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隻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著嘴等著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幹的不相幹的，都隻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之驕子各自的眼裏，別人都似乎為自己活著，都得來供養自己才是道理。“我愛我”成為風氣，處處為自己著想，說是“真”；為別人著想倒說是“假”，是“虛偽”。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為別人著想其實也隻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為自己著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為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為人和地隻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幹的和不相幹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分，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眾。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眾那樣為別人著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裏為別人著想是“真”，在實生活裏卻說是“假”，“虛偽”，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偽”隻是好看的門麵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裏”；老那麼關閉著，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裏學習學習怎樣為別人著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隻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幹的別人變成相幹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幹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為別人著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著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了，隻憑著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隻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著！——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汙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願，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隻是將自己丟進了垃極堆裏！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文聚》，１９４３年。)論誠意
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賬。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隻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裏，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項目。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裏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裏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