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水上》不在手邊，不能引一些來證明以上的話！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月，《春暉》第３３期。教育的信仰
教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為教育隻是技能的事。有了辦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長，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師；至其為人到底如何，卻以為無關得失，可以存而不論。在這種情形之下，做校長的至多是辦事嚴明，會計不亂，再請幾位長於講解的教師；便可邀譽一時了。做教師的呢，隻要多少有相當的根柢，加以辯論的口才，也便可邀譽一時了。這還是上等教育人材。等而下之，那些蠅營狗苟，諂媚官紳者流，也未嚐不可以做校長！那些憑借官紳勢力，不學無術的鄙夫，也未嚐不可以做教師！——這班人在五四運動以後，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學生的手段。於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達他們“有飯大家吃”的目的！讀者或者覺得我說的太過，其實決不會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論，內地裏盡多這種情形呢！
至於教育行政人員，那就連技能和才幹都在可有可無之列了。隻要有援引的親朋，應酬的工夫，乃至鑽營的伎倆，那就廳長也行，科長也行，科員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說有研究了——與否，原是不必論的！至於提倡士氣，以身作則，那更非所論於這班征逐酒食的群公了！他們隻知道趨炎附勢，送舊迎新罷了！如此而言教育，怎樣會有進步？
但教育行政人員多少總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圓滑又懶惰的東西，我們本不能屬望太奢的。教育的責任，十有八九究竟是應該由校長教師們擔負的。但現在的校長教師們究竟怎樣盡他們的責任呢？讓我就浙江說罷，讓我就浙江的內地說罷。
那校長一職，實在是一個缺！得了這個缺時，親戚朋友的致賀，餞行，正和送一個新官上任一般。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長確和教師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個中學的教務主任，家裏人寫信給我說，你升了級了。照這樣算來，校長竟比教員升了兩級了；無怪乎一般校長都將校長當“三等縣知事”做了！無怪校長公司（是杭州某團體的雅號）諸公千方百計的去謀校長做了！這樣的校長，受命之後，先務之急是“串門子”；凡是學校所在地的議員，紳士，在省裏的，必得去登門拜訪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後才敢上任。上任後第一是安插幾個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紳士所薦的人；第二是向什麼大學裏請一兩個畢業生，裝裝門麵，新新耳目；第三是算帳，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長特別注意這件事！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謂教育了！這是經始的時候如此，至於平常日子，校長除了“教育”以外，也還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應酬官紳和迎送客人！有一個地方的校長，因該地紳士有甲乙兩派，互相水火，校長決不能有畸輕畸重之嫌；於是費盡心機，想出一條妙計，每星期請一次客，甲乙派輪流著。這樣，兩派都不得罪了。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這層辦妥貼了，校裏的事自然便能為所欲為了！名利雙收，全靠這種應酬的本領呢。但五四以後，學生也常會蹈瑕抵隙的和校長搗亂；這也很利害的！校長卻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籠絡各個首領，優加禮遇，以種種手段誘惑他們，使為己用！也有假手於教師的。各樣情形，不實不盡！總之，教育是到“獸之國”裏去了！
至於教師們盡他們責任的方法，第一是在於植黨。植了黨便可把持，操縱了。這種教師大約總有靠山——地方勢力；憑了靠山，便可援引同類。有了同類，一麵便可挾製校長，一麵便可招徠學生；而招徠學生，更為他們的切要之圖！他們的手段，說來令人驚歎！在招考的時候，他們便多方請托，多取自己同鄉（同縣），乃至親戚故舊之子弟，俾將來可以調動裕如。至於平日呢，或誘學生以酒食，或誘學生以金錢，或誘學生以分數，尤其是無微不至！我知道有一個學校的教師，他每星期必請學生吃一次，香煙，瓜子而外，還有一桌一元錢的和菜，這種惠而不費的辦法，竟可收著指揮如意的效果呢！可憐一班心胸坦白的青年隻因見識短淺，定力缺乏，遂致為人犬馬而不自知，真是悵惋了！金錢誘惑，比較少些；因為究竟太顯明了，不敢明目張膽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隻借借貸為名。分數的誘惑行之最易，因為這是教師們高下隨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費一錢的。但太容易了，誘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這種種手段，教師們植黨的目的完全達到了；他們正如軍閥一般，也可擁“學生軍”以自衛了！於是威嚇校長，排除異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驚人的學潮，給予重大的犧牲於學校與學生！——而他們仍揚揚無恙。他們的教育的全過程，如是如是！
在這種教育現狀裏，在實施這種教育的學校裏，校長與教師間，教職員與學生間，一般的關係又如何呢？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異等”！有操縱的實力的教師與有教授的實力的教師，校長前程有關欲相倚重，自然特別看待；其餘卻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了！雖是可有可無，在校長卻也不無有用。別人送十二月薪俸，這類人不妨和他們說明，少送一個月或兩個月；別人照關約所定數目送薪，這類人有時不妨打個扣頭——若反抗時，下學期可以請他走路！這些油，不用說都是校長來揩了；豈不是“有用”麼？至於教師與教師之間，當然也無善狀可言。他們決不讀書，更無研究，課餘之暇，隻有嫖嫖，賭賭，吃吃，以遣時日，在內地裏，教師們的嫖賭，是沒有什麼的；他們更可猖狂無忌了。此外還有討小老婆，也是近來教師們常有的事。再說教師之於學生，往往依年級為寬嚴，視勢力為厚薄。四年級學生，相待最是客氣，三年級就差了，二年級一年級更差了！一班之中，會搗亂的，會說話的，常能得教師的青睞，遇事總讓他三分！這種種情形，我想可以稱為“階級教育”吧！
以上所述的現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將教育看作一種手段，而不看作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長教師們既將教育看作權勢和金錢的階梯；學生們自然也將教育看作取得資格的階梯；於是彼比都披了“教育”的皮，在變自己的戲法！戲法變得無論巧妙與笨拙，教育的價值卻已絲毫不存！教育的價值是在培養健全的人格，這已成了老生常談了。但要認真培養起來，那卻談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須有“培養”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溫熱的，忠於後一代的心！有了“培養”的心，才說得到“培養”的方法。像以上所說的校長教師們，他們口頭上雖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裏絕沒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們所有的，隻是政客的縱橫捭闔的心！如何利用別人，如何愚弄別人，是他們根本的態度！他們以教育為手段，同時也以別人為手段。以“人”為手段，實在最可惡！無論當做殺人的長刀，無論當做護身的藤牌，總之隻是一件“東西”而已！這樣，根本上取消了別人與自己對等的人格！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損傷；看別人是東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再進一步說，他自己的人格也隻作為權勢與金錢的手段罷了！所以就“人格”而論，就“健全的人格”而論，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結果是兩敗俱傷！康德說得好，人總須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視作“手段”；他希望將來的社會是一個“目的國”。我想至少學校是“目的國”，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與言教育的，我們內地裏有些校長與教師，我們真也不能與言，不必與言了。但前文所謂上等教育人材的，又如何呢？我意現在有許多號稱賢明的校長教師，都可列在這一等內。他們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語括之：課功，任法，尚嚴。課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設備求其完善，學業成績求其優良，畢業生願升學與能升學（能考入大學專門）的，求其多，體育成績於求優良之外，更求其能勝人：都是所謂課功。事功昭著於社會，教育者之責便已盡了。因為要課功，便須講效率，便不得不有種種法則以督促之。法則本身是沒有力量的，於是必假之以權威。權威有鞭策之功；於是愈用愈愛用，而法則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權信法的環境中，尚嚴是當然的。因為尚嚴，所以要求整齊劃一；無論求學行事，無論大小，差不多都有一個定格，讓學生們鑽了進去。江蘇有一個學校，乃至連學生剪發的事都加規定；他們隻許剪平頂。不許剪他種樣子，以表示樸實的校風。抱以上這三種見解而從事於教育的人，我也遇過幾個。他們有熱心與毅力，的確將教育看作一件正正經經的事去辦，的確將教育看作一種目的。他們的功績，的確也不錯。我們鄰省的教育者，有許多是這種人。但我總覺他們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壓在沉重的功利下麵，不免有了偏枯的顏色。我總覺得“為學”與“做人”，應當並重，如人的兩足應當一樣長一般。現在一般號稱賢明的教育者，卻因為求功利的緣故，太重視學業這一麵了，便忽略了那一麵；於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遠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遠一樣。功利是好的，但是我們總該還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這便是要做一個堂堂的人！學生們入學校，一麵固是“求學”，一麵也是學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義，他們隻曉得學生應該“求學”罷了！這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誤會，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認學生的知識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學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實“完人”是沒有的；所謂“不完足”，指學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無一定品格而言；——隻是比較的說法。）他們說到學生品性不好的時候，總是特別搖頭歎氣，仿佛這是不應有的事，而且是無法想的事。其實這與學業上的低能一樣，正是教育的題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設法輔導，這也可以設法輔導的，何用特別搖頭歎氣呢？要曉得不完足才需來學，若完足了，又何必來受教育呢？學生們既要學做人，你卻單給以知識，變成了“教”而不“育”，這自然覺得偏枯了。為學生個人的與眼前浮麵的功利計，這原未嚐不可，但為我們後一代的發榮滋長計，這卻不行了。機械的得著知識，又機械的運用知識的人，人格上沒有深厚的根基，隻隨著機會和環境的支使的人，他們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們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進路上，他們隻能亂轉一回，不能向前進行；發榮滋長，如何說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漸培養的，不是可以按鍾點教授的。所謂“不言之教”，“無聲之誨”，便是說的這種培養的工夫。要從事於此；教育者先須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對於教育，須有堅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說，也應該超乎功利以上。所謂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說，不但要做一個能幹的，有用的人，並且要做一個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為的人！——教育者有了這樣的信仰，有了這樣的人格，自然便能夠潛移默化，“如時雨化之”了；這其間也並無奧妙，隻在日常言動間注意。但這個注意卻不容易！比辦事嚴明，講解詳晰要難得許多許多，第一先須有溫熱的心，能夠愛人！須能愛具體的這個那個的人；不是說能愛抽象的“人”。能愛學生，才能真的注意學生，才能得學生的信仰；得了學生的信仰，就是為學生所愛。那時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沒有說不通的事；感化於是乎可言。但這樣的愛是須有大力量，大氣度的。正如母親撫育子女一般，無論怎樣瑣屑，都要不辭勞苦的去做，無論怎樣哭鬧，都要能夠原諒，這樣，才有堅韌的愛；教育者也要能夠如此任勞任怨才行！這時教育者與學生共在一個“情之流”中，自然用不著任法與尚嚴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們不能以全身奉獻於教育，所以不能愛——於是乎隻能尋著權威，暫資憑借。但權威是冷的，權威所寓的法則也是冷的；它們最容易造成虛偽與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竊的學生，是各校常見的。循規蹈矩，而庸碌無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學生，也是各校常見的。這都是任法尚嚴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權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誤會；它不但不能使人相親相愛，反將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見過江蘇一個校長，他的熱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嚴，卻使他的熱心毅力一概都埋沒了！同事們說他太專，學生們說他太嚴；沒有說他好處的！他於是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後來還起了一次風潮，要驅逐他去職！這就是權威的破壞力！我以為權威絕對用不得；法則若變成自由的契約，依共同的意誌而行，那還可存；總之，最要緊的還是人，是人的心！我對於那些號稱賢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見解，不以為不好，而以為不夠；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我的意思，再簡單的說一說：教育者須對於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於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
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願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春暉》第３４期。課餘
從前某校的學生曾和我說：“我們的國文先生的學問，我們已給他計算出來了：六本《新潮》，十二本《新青年》！”這自然是誇張而刻毒的話！但這句話卻頗能道著近幾年來“一般的”趨向。一般的趨向是什麼呢？我可總名之曰：“雜誌之學！”在文明先進諸國，雜誌裏所載的原都是最新的學說而尚未成定論或尚未成係統的；所以雜誌之學確乎是大學裏很重要的科目。——“雜誌之學”的名字，可是我杜撰的。——中國“五四”以來的雜誌，雖也有些介紹西洋新學說的，但雜湊材料，東拉西扯的卻非常的多！隻看近日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盡，便可以知它們價值之如何了！這些雜誌，那裏能成人之學？便是那些純正的介紹新思想的雜誌，也決不能使人成一個學人。因為西洋日本各國研究雜誌的人總先有了充實的根柢，正確的判斷力，再去從雜誌裏找補些，自然能消化它們，自然能相得而益彰。中國研究雜誌的人，是想做全知全能的上帝！在這個知識饑荒的時代，他們想博覽些東鱗西爪的知識，便可以眩示於人，做社會的導師。別人問到那裏，他們便答到那裏；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好在現在問的人的能力是可以曉得的，他們總不至於露出馬腳來的！這種情形，說得恭維一些，可以說和希臘的詭辯時代有一點點兒相像。但虛空與盲從卻是別人家所沒有的，若以屠格涅夫所說的“虛空的鼓槌子”相比，或者倒切實些。
他們的看書，也是很妙的。他們既要涉獵群言，自然便不屑專讀一書。但束書不讀，又難乎其為八麵鋒論師！於是想得一個簡便的法子：將一本書翻開，先讀序文，次讀目錄，再次讀緒論，再次讀結論；於是乎功成圓滿，可以囂囂於人了。他可以演講這本書的要旨；他可以教授這本書的要旨；他可以演繹這本書的要旨，成為論文，成為書籍。一舉而百利備焉；天下有這等容易事，誰不樂為呢？這種情形，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目錄之學（不是舊日的目錄之學），首尾之學！這種人不用說，也是“空虛的鼓槌子”了！
但我們也不必搖頭歎氣，這是過渡時代所不可免的現象！一兩年來，已有人漸漸覺悟，改了方向了；近來學術界的沉寂，或即以此。我在此將這些情形拈示出來，隻是警告我們自己以及後來者不要再蹈這種覆轍，在黑暗裏混戰。曙光已來了，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路！什麼是我們自己的路，我說是“窄而深的研究”，待我下次再論。
舊日看Ｍarvin哲學史。第七章裏論希臘文化衰頹，歸因於政治的和經濟的糾紛。因此各城市國家始失掉它們的獨立而先後作馬其頓，羅馬的附庸。因此一班學者都窮無所歸，在地中海沿岸作教師以口。他說作了教師以後，知識即無進步。這是古今的通例；於是乎希臘的文化便上了衰頹之路了。他的意思大約是，以教師為職業，將知識零碎切了出賣，便“無視”了知識的價值而失了研究知識的嚴肅了；於是隻能成功一個空虛的人！我讀到他論教師知識不能進步等語，深為自己致慨；運命已決定我，我也隻有空虛的努力吧了！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日，《春暉》第３５期。團體生活
有人說，中國社會隻是一盤散沙；有社會實質的絕少，隻可稱為“群眾”罷了。因為有能力，有生機的社會，總要有細密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而中國社會很少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所以社會的效率便不能增進；而個人的效率也因之減少了。你看，我們的社會裏所有的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照例而行，新事業的創發，何其少呢？就使有人開了一個新的端倪，不是旋被摧殘，就是橫遭擱置，成功的又何其鳳毛麟角呢？這可以深思其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