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1929年9月22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3期)明哲保身的遺毒
富有閱曆經驗的老前輩，對於出遠門的子弟常叮嚀訓誨，說你在輪船上或火車上，如看見有竊賊或扒手正在那兒偷竊別個乘客的東西，你不但不可聲張，並且要趕緊把眼睛往旁急轉，裝作未曾看見的樣子，免他對你懷恨。這樣幾句很平常的寥寥“訓話”，很可以表示傳統觀念遺下來的“明哲保身”的精神。
有了這種精神浸潤充盈於大多數國民的心理，於是大多數國民便隻知有身，不知有正誼公道，不知有血氣心肝，不知有國，不知有民族。所以當八國聯軍攻破京津時，順民旗隨處高懸；當聯軍占據北京時，該處紳士至請聯軍統帥瓦德西大看其戲，優禮迎迓；當天津尚在八國聯軍手裏，該地紳士居然歌功頌德，鼓樂喧天的恭送匾額給德國將帥。所為者何：亦不外乎明哲保身而已矣!
對外存著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簡直隻要這條狗命可得忍辱含垢活著，國家盡管受侮，民族盡管受辱，都可以淡然置之，泰然安之，因為這種人所求者隻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矣!對內存著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貪官汙吏盡管橫行，武人禍國盡管內亂，做國民的卻盡管袖手旁觀，各人隻要一時苟延殘喘，什麼話都不敢說，什麼意見都不敢提了。發了財的輿論機關，號稱民眾口舌，隻要極簡單的做幾句模棱兩可不著邊際不痛不癢的社論或時評，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萬三十萬的贏餘下腰包，以不冒風險為主旨，拆穿西洋鏡，亦不過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國對內對外大家受著明哲保身的遺毒，以隻顧自己一條狗命的苟延殘喘為惟一宗旨，於是結果如何?在內則縱任少數人之倒行逆施，斫傷國脈，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死於天災者動輒以數百萬人計，死於兵禍者動輒以數十萬人計，這種死路都是大家但求明哲保身之所賜!在外僅就近事言，濟南之變，白受日人慘殺的中國國民幾何人?這種死路至少也是大多數國民對內對外人人但求明哲保身所直接間接釀成的慘劇!
最近上海由中國人開的大光明戲院開演侮辱中華民族的有聲電影《不怕死》，洪深先生激於義憤，當場對觀眾演說，該院總經理中國人高鏡清先生先則嗾使其所雇西人經理加以侮辱毆打，繼則傳喚其所恃西捕老爺加以拘捕管押，大概高先生也是深明中國人明哲保身的心理，自信很有把握，初不料洪先生卻不是一個諳於明哲保身道理的人!我並覺得我國不諳明哲保身的人太少了，所以引起上麵所說的一大拖感觸，以為做今日內憂外患的中國人，應該人人養成不怕死的精神，為主持正誼公道，為力爭國家民族的榮譽生存，就是一死也心甘意願。其實做今日的中國人已經生不如死，就是這樣的死去，反可以救救以後未死將死的許多慘苦同胞。我們要人人鏟除明哲保身的遺毒；要把自己個人的生命看得輕，所屬民族的榮存看得重；否則生不如死，何貴乎生?
曆史上殺身成仁慷慨赴義的誌士先烈，他們心性裏最缺乏的成分是明哲保身的遺毒，最充分的是不怕死的精神——為主持正誼公道，為力爭國家民族的榮譽生存不惜一死的精神。我國人受明哲保身的遺毒太多了，四萬五千萬國民裏麵具有這種不怕死的精神者能漸漸增加若幹人，即中國起死回生的希望能漸漸增加若幹程度。
(原載1930年3月16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4期)不堪設想的官化
近有一天在友人宴席間遇著上海銀行界某君，聽他談起官化的烏煙瘴氣，又引起我來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這位某君也者，原是上海銀行界裏一個紅人兒，最近被任為不久即可開幕的官商合辦性質的某銀行的總經理。這個銀行本擬國立的，已有了什麼籌備處，堂哉皇哉官辦的銀行籌備處難免有一個大優點，就是官化!官化的最大優點是安插冗員，養成婢顏奴膝一呼百諾吃飯拿錢不必做事的好風氣。最近這個正在籌備中的銀行招了若幹商股，變成官商合辦的性質。在招商股的時候，因為官的信用太好了，恐怕商人不信任而不肯投資，乃用拉夫手段把某君拉去做一個開台戲的跳加官。某君被拉之後，跑到官辦的籌備處去瞧瞧，但見一切籌而未備，卻用了許多冗員，不但冗員而已，並用了幾十個冗茶房(即仆役)，冗的空氣總算不薄，既是夠得上“冗”字的美名，當然沒有什麼事幹，不過一大堆的奔走唱諾而已。某君想不辦則已，要辦隻得將官辦的籌備處和要辦的銀行劃開，他不管籌備處，隻管依照銀行的嚴格辦法，另行組織起來。有許多冗員來見他，做出做官的樣子，俯首垂手彎背，有椅不敢坐，開口總理，閉口總理，無論何事，不管是非，總是唯唯喏喏連答幾個“是”字。這在做慣了官、擺慣了臭架子的官僚，當然聽了像上海人所謂“窩心”(適意也)，不過這位不識抬舉的某君卻隻重辦事的真效率，聽了那樣嬌滴滴的柔聲反而覺得刺耳怪難過!看了那樣百媚橫生的姿態反而覺得觸眼怪難受!還有許多人拿著要人的薦條，某君一概不看，有的竟說是部長叫他來見的，某君老實不客氣的說這裏用人是以辦事能力為標準，部長和這裏是沒有關係的。他幾日來天天要抽出大部分的時間來見客，都是要這樣對付一班闊人背後的飯桶，簡直好像和他們宣戰!
有所不為而後有為。某君原有他自己的銀行事業，對於那個銀行的總經理可幹可不幹，所以不為官化毒氣所包圍，那個銀行的前途有些希望，也許就在這一點。
由官化的人物主持的官化的機關，好像黴了的水果，沒有不潰爛的。無論何事，由這種人辦起來，公款是不妨濫支的，私人是不妨濫用的，至於辦事的效率卻是他腦袋裏始終連影子都不曾有過的東西。
(原載1929年12月1日《生活》周刊第5卷第1期)忘名
“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個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顧到清議，想到輿論，不敢肆無忌憚，不要臉的人當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來不是一件什麼壞的事情，有的時候也許是一種很有效的興奮劑，督促著人們向正當的路上前進。所以我們對於好名的人，並不要勸他們一定要把好名心去掉，不過要勸他們徹底明白“名者，實之賓也”，要“實至名歸”的名才靠得住。像因發明“相對論”而名震寰宇的德國科學家安斯坦，他的名是實實在在的有了空前的發明，引起科學界的欽服，才有這樣的結果，並不是由他自己憑空瞎吹出來的。你看據他的夫人說，他生平是極怕出風頭的，極怕有人替他作廣告的，甚至有人把他的相片登在報上，他見了竟因此不舒服了兩天。可見他的名是他的確有實際的事業之自然而然的附屬產物，並不是虛名，在他當初原無所容心。惟其有“實”做基礎的“名”，才有榮譽之可言；若是有名無“實”的“名”，別人依你的“名”而要求你的“實”，你既然是本無所謂“實”，當然終有拆穿的時候，於是不但享不著什麼榮譽，最後的結果，隻有使你難堪得無地自容的“醜”。俗語謙詞有所謂“獻醜”，不肯務“實”而急急於竊盜虛聲的人，便是拚命替自己準備“獻醜”，這是何苦來!
我們並不勸好名的人不要好名，隻希望好名的人能在“實”字上用工夫，既如上述：但是照我個人愚妄之見，一個人要享受胸次浩大的愉快心境，要不為“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則熱中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我們試徹底想一想看，“名”除了能滿足我們的虛榮心外，有多大的好處?我常以為我們各個人的價值是在能各就天賦的特長分途對人群作相當的貢獻，作各盡所能的貢獻，我有一分實際能力，幹我一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我有十分實際能力，幹我十分能力所能幹的事。有了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僅有的一分能力加到十分；沒有大名，不見得便把我所原有的十分能力縮到一分。我但知盡我心力的幹去，多麼坦夷自在，何必常把與實際工作無甚關係的名來擾動吾心?
美國著名飛行家林德白因飛渡大西洋的偉績而名益噪，乃至他隨便到何處，都有新聞記者張望著，追詢著，甚至他和他的新夫人度蜜月，都要千方百計的瞞著社會，暗中進行，以避煩擾。這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美國前總統現任大理院院長的塔虎脫，最近因為生了病，動身到加拿大去養病。他原已病得走不大動，坐在一個有輪的靠椅上，用一個人推到火車站去預備上火車。他既是所謂名人，雖在養病怕煩之中，仍有許多新聞記者及攝影者包圍著大攝其影，雖然經他再三拒絕，還是不免，他臨時氣急了，勉強跑出了椅子，往火車上鑽，一麵搖著手叫他們不要跟上。這也是大名給他的好處!
我們做無名小卒的人，度蜜月也好，養病也好，享著自由自己不覺得，誰感覺到他們的許多不便利?
身前的名對於我們的本身已沒有什麼增損，身後的名則又如何?杜甫夢李白詩裏說“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死後是否有知，我們未曾死過的人既無從知道，又何必斤斤於“寂寞”的“身後事”?況且身後的名，於我們的本身又有什麼增損?例如生在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前的孔老夫子，他自有他的價值，他生時自有他的貢獻，後來許多帝王硬把他捧成“獨尊”，現在有許多人硬要打倒他；或譽或毀，紛紛擾擾，他在死中是否知道?於他本身又有什麼增損?
蔡孑民先生有兩句詩說：“縱留萬古名何用?但求霎那心太平，”我覺得可玩味。我們倘能問心無愧，盡我心力對社會有所貢獻，此心便很太平，別人知道不知道，滿不在乎!有了這樣的態度，便享受得到胸懷浩大的愉快心境，便不至為“患得患失”的愁慮所圍困，所以我說熱衷好名遠不如太上忘名。
(原載1929年10月6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5期)能與為
“能其所為”與“為其所能”而能合並，在個人在社會都是莫大的幸事；初雖未能，肯學習而做到能，則由“為”而“能”，亦尚可有為；最下者雖“能”而不“為”，或不能而妄“為”。
一人事業上之成就與其能力為正比例；且自文明進步，分工愈精，則能力之專門化亦愈密，能於此者未必亦能於彼，故與事業之成就為正比例的能力，尚須注意其所專者是否適合於其所為。果有相當的能力，而此相當的能力又適合於所做的事業，其效率之增高，業務之發展，實意中事，在社會方麵之興盛繁榮，全恃此種事業獲得此種人材；在個人方麵之感覺興味與愉快，亦全恃此種人材有機會盡心竭力於此種事業。此即所謂“能其所為”與“為其所能”合而為一。故有誌於某種事業者，與其臨淵羨魚，毋寧退而結網，結網無他，即當對於此某業所需要之能力先加以充分的準備。昔人所謂“水到渠成”，所謂“左右逢源”，都是有了充分準備以後的親切寫真。
能力之養成，常有待於實際應付問題與處理事務時之虛懷默察，及領悟竅訣。故“學”與“為”常可兼程並進，互有裨益。在此原則下，雖最初有所未能，或能而未精，隻須肯存心學習，未嚐不可由“為”而“能”，古今來有不少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雖未有領受正式教育之機會，而猶能利用其天賦，由困知勉行而卓然有所樹立者，都是由這條路上走出來的。不過要走得上這條路，一下走不到康莊大道，必須不厭曲徑小路之麻煩；換句話說，即勿因事小而不屑為，當知“百尺高樓從地起”，天下決無一蹴即成之事，亦未有一學即能之業，無不從一點一滴的知識經驗積聚而成，若小事尚不能為，安見其能為大事?
尤可憫者為雖“能”而不“為”，一種事業所以能有特殊超卓的成績，全恃從事者能以滿腔熱誠全副精力赴之。若因循苟且，敷衍暇逸，即有能力，無所表現，雖有能為之能，等於不能，雖有可能，永為不可能。這種毛病，不在相當知識之無有，實在良好品性之缺乏——尤其是服務的精神與忠於所業的態度，還有一個大病根，便是畏難。這種人僅見他人之成功，而不知他人之成功實經過無數次之失敗，實嚐過無數次之艱苦。常人但見成功之際之愉快，不見苦鬥時代之緊張；但聞目前的歡聲，豈知已往的慨歎?任何事業的成功史中必有一段傷心史，誠以艱苦困難實為成功必經的階段，尤以創業者為甚，雖已有“能”，在創業時期中必須靠自己打出一條生路來，艱苦困難即此一條生路上必經之途徑，一旦相遇，除迎頭搏擊外無他法，若畏縮退避，即等於自絕其前進。
不能而妄為，其為害超過於雖能而不為，蓋一則消極的無所成而已，一則積極的闖禍。此類人既不屑學習，又不自量力，好虛榮而不顧實際，善大言而不知自慚，阻礙賢路，貽害社會，決無自省之日，徒有忮求之心，怨天尤人，永難覺悟。自知未能者尚可使其能，實際無能而自以為有能或甚至自以為有大能，輕舉妄動，雖至失敗而尚不知其致敗之由，乃真無可救藥。